教授：短期来看，反腐败肯定对经济有负面影响

　　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前不久接受新加坡媒体专访时表示：“短期来看，反腐败肯定对经济有负面影响，因为反腐败使得一些与政府有关的经济活动放缓，从餐饮业到与政府有关的一些服务业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放缓。”他还说，现在反腐败政策的最大成本，不是公务消费的下降，而是“与改革相关的一些措施在目前反腐败的大形势下难以推进，因为很多的改革措施需要通过地方政府官员的创新和尝试去推行”。

　　“运动式反腐致改革裹足不前”

　　——李稻葵（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清华大学教授）

　　我的观点是，治理腐败必须推进，这是最基本的原则，不容动摇。但是治理腐败应该建立在制度化的长期努力之上，并且更应该通过各个领域的改革，从根子上杜绝腐败。

　　我最近去了一些地方调研，发现地方的反腐败活动并非严格按程序进行，有很大任意性，几封检举信就可以启动调查，调查过程也不是都有严格的法律依据。这种情况下，很多官员和企业管理层选择了最安全、保守的做法，即“不作为”。

　　比如说国企改革，非常复杂，三中全会的原则如何贯彻，必须在实践中摸索。混合所有制的股权怎么改？我去调研看到的现实是，谁也不愿动，因为一改革就会伤害很多人的利益，而几封检举信就能把推动改革的人搞得精疲力尽。

　　反腐必须依靠制度建设来解决，反腐的过程也应当建立在法制基础之上。疾风暴雨、运动式的反腐，会导致很多应该进行的改革探索裹足不前。

　　我认为当前反腐的做法将会出现一定调整，从现在抓个案、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做法，逐步转变为制度化的、经常性的做法。换言之，会转变为列出一系列具体、公开、可操作的条例，明确什么叫腐败、什么期限内的需要追究，等等。相信这套办法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出台。

　　“反腐影响经济增长论颠倒黑白”

　　——余丰慧（财经金融评论者）

　　十八大以来，反腐斗争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反腐的力度和成就在全社会已经形成最大共识。然而，总会有一些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敢于挑战这个最大共识而显摆自己的另类。

　　反腐影响经济论和阻碍改革论，其目的无非是想维护少数人的腐败利益和将改革红利释放给既得利益者而已。不可否认，长期的公款腐败消费对经济有一些拉动作用。但是，这种拉动作用远远小于其对社会经济造成的破坏和危害作用。

　　公款腐败消费对百姓消费的挤出效应是明显的。遏制住公款腐败消费后，挤出效应降低了，居民消费潜力被释放出来了，这才是经济的根本动力。怎能说反腐影响经济增长呢？不但没有影响，反而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

　　世界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严重腐败、贫富悬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慢，等等，是导致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政府腐败是最重要的因素。马来西亚就是一个明显例子。马来西亚除了宗教国因素外，其他与西方基本接轨，但是由于腐败严重，导致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徘徊不前，至今仍挣扎其中。

　　如果反腐阻碍改革成立，那么这种“改革”本身就值得怀疑；如果说反腐阻碍地方政府官员的创新和尝试的话，那么这种“创新和尝试”本身就不干净。

　　这样的改革、创新和尝试，不要也罢。

　　“腐败与改革的蜜月已过，必将你死我活”

　　——木然（辽宁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导）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为中国的腐败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落后国家若想避免革命，和平进入现代化，必须搞改革。这个过程离不开腐败，腐败是推动改革的动力。

　　这一理论在改革之初受到一些学者的热捧和官员的认可。利益驱动下，“腐败有理”论被合法化、权贵化了，实用主义走得一路顺风。

　　结果，改革取得巨大成就，同时腐败侵蚀着各个领域。改革关键期亦是腐败高发期。既得利益集团结成腐败共同体，成为改革的重大阻力。因为他们知道，再往前走，就是自我改革。

　　腐败既得利益集团也有危机意识，所以“裸官”才那么多，他们明白问题所在，却根本不想解决，很有些“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无所谓。

　　腐败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意看到，中国的经济繁荣还面临着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里所说的发展带来的革命陷阱或巨大隐忧。如果对法国大革命的原因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那么中国可能就会因腐败带来的严重社会不公，导致谁也不愿看到的局面。

　　腐败与改革相伴的蜜月期已经过去，两者现在是同床异梦，最终结果则是你死我活。改革与腐败已经没有平衡点可寻，壮士须断腕，不断，就无药可救、无路可走。

　　“纪委在向其党内监督职能回归”

　　——张开（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博士）

　　党的干部如果是为创新和转型而打破陈规藩篱，或因政策对“许”与“不许”模糊不明而导致失误，不会成为纪委反腐重拳打击的对象，因为这与违法乱纪、贪污腐败有本质的区别，不能混淆。

　　说因为中纪委织就反腐大网，连出组合拳抓苍蝇、打老虎，导致地方政府官员不愿作为、不敢作为，影响经济发展，阻碍改革进程，这个逻辑站不住脚。习近平总书记说，党的领导干部要敢于担当，有所作为。因为怕出错而不做事，其实不作为本身就是错。

　　有人把十八大后掀起的反腐风暴定性为“狂飙突进”，认为缺乏顶层反腐制度和机制设计的“运动式”治标不治本，我不敢苟同。

　　王岐山说，要深刻认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等全部想好了再去做为时晚矣。

　　以前党的干部不作为受诟病，现在中纪委有所作为，大家又觉得“左”，这种现象很可笑。纪委向其党内监督职能回归，这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很有必要。在向正确价值观回归的途中，却遭遇潜规则阻碍，这只能说明我们的政治肌体中毒太深。

　　以上摘自瞭望东方周刊“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