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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八年的黄埔学生，是黄埔军校史上死伤最惨重的一批。他们抱着救国之心，还没来得及建立战功，就前赴后继战死沙场。图为纪录片《黄埔》里由解放军海军扮演黄埔军，模拟当年。 （《黄埔》剧组供图） |
抗战期间，黄埔军校扩招学生共20万，战后生还者仅1万多。
精疲力竭的黄埔老兵随后又经历了内战、溃退，莫测吉凶的政局里很多人避居香港，住进石硖尾的“难民窟”，隐姓埋名。
避居香港的老兵，既非国民党政府的“荣民”，在漫长的时间里，也无法与家人取得联系。
据统计，现存黄埔老兵不到2000人。其中20%的老兵独自生活，近三分之一的老兵与子女关系不洽。
他们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带着最后的黄埔故事离开。
老少校一大早起来，把自己穿戴整齐。他从箱底找出藏了几十年的物件：一件军装，几个勋章，还有一把中正剑—那是黄埔军校学生的身份标识，它从不用来杀敌，而是在战斗到最后一刻时自裁。
这是1997年，还有几天就到7月1日。他让儿子开车载自己到九龙海边，郑重其事把这几样东西包裹好，放进海里，然后敬了一个军礼。
老少校的儿子是香港中华精忠慈善基金会会长蔡建祥的朋友。这几年，蔡建祥四处奔走，探寻黄埔老兵的下落，兴冲冲去拜访，却常常吃了闭门羹。很多老人家为了躲避政治运动，逃到香港，隐姓埋名，不愿再被提起“国军”的身份，以免政局变动，再受牵连。
老少校的举动，只是香港回归前，在港黄埔老兵们担惊受怕的一个缩影。1996年，黄埔第十七期生黄志英80岁。看到周围的朋友纷纷移民，他自己也没稳住，把房子卖掉了—可惜房子只卖了350万港币，要移民，需要500万，剩下那150万，他怎么也没凑出来。
同一年，移居香港17年的黄埔十四期步兵科学生郑国雄，从香港搬回了广州增城的老家。“文革”时他成了“反革命”，关进牛棚常常挨打，妻子承受不了，得了精神分裂症，1979年离世。郑国雄那时迁往香港，与弟弟团聚，也躲避不可预期的灾祸。而香港回归，意味着“两边”又一样了。
201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建校90周年。黄志英受邀参加了在深圳举办的“惊涛伟岸—黄埔军校90周年致敬展”。蔡建祥还找来了几位老人家：黄埔军校第十四期炮兵科程西平，第十七期步兵科袁学姜、万麓斌。郑国雄因为年事过高（1912年出生），没有出席。
几位曾经先后移居香港的老黄埔，在回响着校歌的展厅里相遇了。多年来的唏嘘往事，开始在他们老迈的骨骼里嘎嘎作响。
你怎么还不走？
程西平是在广州解放当天，仓皇逃到香港的—香港回归以后，他已经习惯使用部分内地的语汇，比如“解放”。
他清楚地记得广州“解放”的日子：1949年10月14日。前一天，这个国民党中校还大摇大摆地走在大街上。抗战胜利后，程西平曾在国民政府联勤总署广州水运办公处任参谋主任，帮助美国太平洋舰队运送日本降兵。国共内战，他依然只是运兵，没和共产党交过火。他不了解共产党，但自觉没什么问题：“我们参军抗战，和日本人打了八年，有什么错误呢？”
但10月13日那天他走在大街上，意外地碰上一个很久不见的中学同学。“你怎么还不走？”同学一见他就愣了，问道。
这位同学一直在广州搞地下工作，共产党经费少，经常生活都成问题。一有问题，他就跑来找国民党程西平。程西平也大方，对这个“匪共”，他要钱给钱，要衣服给衣服。
“我为什么要走？”程西平也愣了。
“你不明白的。你已经干到中校了，不走，就一定会被清算。你讨饭也得走，不要考虑。”
程西平半信半疑。但当晚，他还是迅速把必需品打包，赶第二天一大早的火车，从老广九线奔向香港。后来他知道，那是最后一班通往香港的火车。
和程西平不一样，黄志英一直非常清楚，自己既不能去台湾，也不能留在大陆。
黄志英报考黄埔的时候，本身已是黄绍竑警备团中一员。作为黄埔军校第十七期学员，他在重庆铜梁总校受训三年。毕业后分到武汉警备司令部，任连长。
抗战胜利，国民政府接管武汉，警备司令部协助。接管过程相当混乱，许多军官趁接收之便贪污渔利，部队但凡接管仓库，多半库存都会被中饱私囊。这情况传到军政部部长陈诚耳朵里，陈诚只说：“搞点家具不算什么。”
随后是战后裁兵，自认带兵不错的黄志英被取消了带兵权，编入一个有名无实的军官团，薪饷骤减。黄志英不干，偷偷从军官团里跑出来，“活动”了个负责供给的职位，给正在打内战的部队运送粮食、兵器。
到了1948年，共产党一路打得势如破竹。黄志英运送粮食到赤壁，被提前获知情报的共产党部队俘虏。看守他的是个老兵。
两天后，黄志英逃跑了。他怕“说话不算话”的共产党会一枪毙了他。黄志英一路逃到香港，路过广西，他把自己的黄埔军校证件、部队照片全塞进了一个山洞。
抗战胜利，十七期步兵科袁学姜也想回香港，但没去成。他本是香港人。广州沦陷后他报读黄埔军校，毕业后就被派上滇缅战场，到1945年，已经五六年没回过家了。
袁学姜是在老挝前线上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的。他在远征军第六军93师278团里担任上尉排长。有天正在备战，突然接到命令：“不用打了，准备受降。”随后93师撤回西双版纳，戍防边境。
香港的老母亲早想他了，打来电报让他回港。袁学姜跟团长请假，团长只当他是战后没能晋升、闹脾气，便把他提升为少校，却死活不批假条。那时袁学姜也没筹到路费，只好作罢。
1949年12月，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率部起义。滞留在云南的国民党旧部骚动起来，袁学姜既没起义，也没“誓死反攻”，而是跟着一些解散的部队回到昆明。他所在的93师278团随着誓死不降的副团长谭忠，到缅甸东北部和237师709团团长李国辉开会，图谋反攻。后来，这股国军被解放军在元江分成两半，一半退至昆明，全部被俘；另一半则成了后来被人熟知的“93师”—他们躲进金三角，种植鸦片，贩运海洛因，长达三四十年，既不被中国大陆认同，也不能加入缅甸国籍。
退到昆明的袁学姜没能赶上国民党飞往海南岛的最后一班飞机，一直在昆明待到了改革开放。团长没批他那张探亲假条，把他回港的时间一推30年。
万麓斌赶上了开往台湾的船。只是上船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这艘船会起锚，更别提跟父母妻子打声招呼了。那时他是208师的少校营长，隶属“舟山防卫司令部指挥部”。1950年5月24日，他被召集到一艘军舰上开会，开着开着，人就到了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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