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桌子挂在脖子上
抗战八年的黄埔学生，是黄埔军校史上死伤最惨重的一批。他们抱着救国之心从学校冲上战场，还没来得及像他们的黄埔前辈一样建立战功，就战死沙场。据统计，抗战期间，黄埔军校扩招学生共20万，战后生还者仅1万多。
1932年，鬼子占领了东三省，马来西亚华侨郑国雄刚在广州读完高中。
父亲写信给他：国内太乱，你快回来，这里有英国人统治，很安定。郑国雄没答应，“回去，就是在英国人手下做二等公民。”他直接参了军，在46军92师兵站做见习站员。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这回，郑国雄二话不说，直接在长沙报考黄埔。跟郑国雄一样被“七七事变”刺激的，还有国立中央大学的学生程西平，以及程西平三分之一的同学。被黄埔军校录取后不久，程西平和同学们前往桂林分校受训，郑国雄则在广东德庆入学。
1937年的抗战形势太过复杂，郑国雄随着学校不停迁移，最后落脚广西宜山。宜山根本没有任何兵防设施，学生们只好自己动手建校。教室是借用老百姓空置的小房子，宿舍也是临时搭建的。
展览现场，策展人邓康延从深圳一所中学借来了破旧的桌椅和板凳，还原了黄埔建校初期简陋的上课环境。但在宜山的临时分校，上课连桌子都没有。“我们那时，就用一根绳子拴住木板两侧，绳子挂在脖子上，横在身前的木板当桌子。”郑国雄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大学生程西平读了炮兵科。军校能用的炮并不多，一个炮兵中队140人，炮只有几门，还都是当年张作霖在东北兵工厂造的老炮。
郑国雄读的是工兵，不单要学架桥过水、逢山开路、修复铁轨、测量地形，还得学会浮水操橹，以便布置水雷、过河拆桥。
1939年初，前线缺人，工兵郑国雄仓促毕业，被分配到中央精锐劲旅54军，任中尉排长，驻扎湖南常德。当年年底，54军被紧急调到广东韶关，参加粤北战役。
军校里学的那些东西，还真全用上了：他下到水里炸桥，放炸药的时候，敌人的迫击炮弹正“砰砰”地在他身边开花；他也爬到敌人阵地前去剪过铁丝网，铁丝网断开、“啪啪”直响，倒把敌人的探照灯吸引了来，幸亏脚下草长，遮住了他。
郑国雄从黄埔军校毕业的时候入了伍。此时，西南联大的学生万麓斌，也刚刚离开只读了一年的大学，在黄埔军校昆明分校剃了头。
重庆的三十几位画家，从2005年起就开始画一幅“世界上最长的画”—抗日长卷《浩气长流》。画家张春新主创的一部分是“精神堡垒”。长卷环绕在展厅里，万麓斌还能清楚地忆起那些曾经筑过他“精神堡垒”的老师们：梅贻琦、傅斯年、吴大猷……
刺激袁学姜和万麓斌走上战场的，是1938年10月的广州沦陷。中国南部的最后一座重镇失守，让这些学生仔再也坐不住了。
广州沦陷后，黄埔军校开始在香港招生，考场设在荷里活道的一座小学里。袁学姜的母亲百般阻拦自己20岁的独子投考，可执拗的袁学姜还是去了，并成为三千多名香港考生中最终被录取的15人之一。
万麓斌则是直到从黄埔毕业、走上战场，家里人才知道他当了兵。可他从剃头开始就想家了，剃着剃着，他掉起了眼泪。
深圳的展览当天，他看见竖在展厅中央一双大大的草鞋，突然想起刚入军校的那股滋味—“那个草鞋硬硬的，一上脚就能磨出血啊，我当时就更想家了。我们江西的稻草多好啊，可比军校的要软得多。”
不怕死，可是不能白死
这几年，袁学姜常常失眠。晚上一闭眼，就看到呼啸的飞机、轰隆隆的大炮，还有从浓烟里掉下来的残肢断臂—都是他的战友。
跟南方周末记者聊起这些的时候，袁学姜正坐在一把装有颈部按摩垫的椅子上。按摩垫的气囊顶住了他的脖子，他就那么半歪头靠着—这是95岁的他能找到的最舒服的坐姿。
这把椅子，和那张他做噩梦的床，一起摆在一间10平米左右的客厅里。这是香港政府为他和他86岁妻子提供的保障房，两室一厅，总面积不超过30平米—比他75年前离开香港时的那个宅子小得多。
1942年，袁学姜从黄埔军校毕业，被分配到缅甸，成为93师师长吕国铨部下的一名远征军少尉排长。
遭遇的第一场战役是同古会战。93师奉命在同古迎战日本人指挥的泰军，鏖战一个月后，泰军使出奇招：派几十头大象猛冲，泰兵持机关枪骑在象背上扫射。袁学姜看着战友一个个倒下。
大部队开始撤退，袁学姜带队的二七八团三营九连二排负责掩护。退至萨尔温江及巴比江一带，二排和主力部队失去联系。此时日军围了上来，二排的兵伢子们只好用刺刀近身肉搏。
“利刃砍进身体的声音，扑哧、扑哧……太瘆人了。”袁学姜说着，一双干瘦如柴的手剧烈地抖动起来，接着，是长时间的沉默。
二排的数十个人，被敌军百来人困战三天，最终突围成功。
万麓斌的第一次任务，也是肉搏。1941年3月，前线急需补充兵员，万麓斌还没正式结业，就被编入罗卓英任总司令的第十九集团军，任少尉排长，参加上高会战。
敌人冲过来一拨，万麓斌就等他们走近了，一枪一个。按照军校的规矩，开枪距离必须是50米以内，以免浪费子弹。可那时很多上前线的士兵，根本没经过训练，不但不讲究开枪距离，甚至从不瞄准。万麓斌刚带这批士兵没多久，也没敢多说。“带兵如带狗。”这位96岁的老上校解释道，“和士兵还没培养出感情就强行训导，你小心你一转身，就被放一记冷枪。”
万麓斌不怕死，可是不能白死。两天后，部队准备渡江，他加入了“敢死队”。绑好手榴弹，带着冲锋枪，冲锋枪上装好刺刀，天最黑的时候，作为先锋踩水渡江。在军校，万麓斌最拿手的就是射击和拼刺刀，战场上，这两样都用上了。那一役，万麓斌得了军旅生涯的第一枚勋章，叫忠勇勋章。
1942年，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调任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与盟军少将史迪威合作。万麓斌随军调至缅甸。不久，第一次远征失败，杜聿明奉蒋介石之命，取道野人山撤兵，15000多名远征军就此丧命。
“致敬展”展厅里的投影幕布上滚动播放邓康延监制的纪录片《黄埔》。看到一组远征军的镜头，万麓斌没抑制住，抬起颤巍巍的手，擦着眼睛。
万麓斌至今觉得，自己能从野人山上活下来，是个奇迹：超大个儿的蚊子，一手抓过去，就是一大把；蚂蟥，有普通蚂蟥的三倍长，要不是有绑腿，早就要了人命；雨林，湿了干，干了湿，根本不可能睡个安稳觉……最要命的是，伙食，只够吃一周。所谓伙食，是用米粒拌盐炒好，装在一条粗布袋子里，行军时挂在脖子上，饿了用水就着吃。可每人的水，也只有一小壶。
1944年6月，万麓斌那条从野人山上捡回来的命，险些扔在了衡阳保卫战的战场。在这场中国抗战史上最惨烈的战役上，他又一回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
在上高、缅甸、衡阳，万麓斌各中过两枪。“那种感觉凉凉的。”老上校露出孩子般不解的表情，“这都是命。我中了六枪，没死。戴安澜只中了一枪，就没了。”戴安澜是万麓斌的老长官，黄埔三期高材生，在昆仑关战役、同古会战中战功赫赫。
在展厅里一份抗战死亡将士的名录前，万麓斌站了好久。
躲进石硖尾的黄埔
万麓斌如今一个人住在香港九龙石硖尾的一所住宅里。
1949年，石硖尾是香港最大的难民聚集区。从内地逃来的民众和士兵，在这里安营扎寨，兴建木屋。程西平当初就住在这里。为了生计，国立中央大学肄业的他起初不得不干些粗活、累活。直到有人介绍他在报馆打点零工，他才重新拿起笔杆。
程西平是书香子弟。父亲程式穀是清朝最后一批举人，曾随康有为参与变法。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杀，程式穀被抓进大牢关了两个月。清朝灭亡后，程式穀一直在北洋政府担任议员。程西平6岁那年，程式穀去世。
在石硖尾住了十年，程西平找到了一份小学教职，教历史。“香港中小学的课本啊，基本不讲抗战史。”他摇摇头，执教的二十几年里，他没什么机会跟学生们好好讲抗战是怎么回事。
教书给了程西平稳定的生活，他从难民区里搬了出来。那时，石硖尾简陋的木屋已经被香港政府拆掉，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七层高的“H”型“徙置大厦”—这也成为日后香港政府建造保障房的样板。
黄志英就在这样的楼里单身生活了好多年。他刚到香港的时候，内地家里还有个21岁的老婆和两岁的儿子。他相信共产党一旦执政就没那么容易失败，做好了有家不能回的准备，写信给妻子：你要找个好人嫁出去。信里夹着一封退婚书。直到经一位澳门朋友介绍，找到了新的伴侣，他才搬出“徙置大厦”。这时，他已经四十多岁。这位朋友还曾给黄志英介绍了一份“写写报告一个月五百块”的肥差。黄志英没敢干—“这不是给共产党，就是给国民党，要么就是给李宗仁在干情报。”后来，朋友进了澳门的监狱。
黄志英晚年喜欢画画。在黄埔“致敬展”的现场，他见到了画家陈丹青，开心得像个小粉丝，迫不及待地走去握手：“我太喜欢你的画了。”陈丹青的祖父陈砥中，是黄埔第七期毕业生，曾任“铁军”第四军的政治部主任。
2000年开始，香港政府陆续拆除石硖尾区原来的“H”型“徙置大厦”，在原址上建起一批“Y”型的廉租屋大厦。万麓斌就住在这样的“Y”型楼里。
1960年代末，万麓斌抛弃国民党上校军衔，移居香港，为的是离内地的家近点。但在之后近十年，他始终不敢和内地的妻儿联系。他怕他这个“国民党特务”突然出现，会给家人带来无妄之灾。
“文革”末期，万麓斌才写了封匿名信寄回家。妻子回信：我们一切都好，共产党对我们很好。几封家书后，万麓斌也知道了家里的基本情况：妻子没有改嫁，儿子已经工作，是个共产党干部。
很难说，万麓斌和自己的妻子有什么感情。当年打仗，他们几年也见不上面。参加上高会战前，他顺道回了趟家和她结婚，这是第一面；抗战胜利后，他回家休整，住过一段时间，这是第二面。此后，他仅有的几次回家，也只是短暂停留。
“文革”结束，万麓斌壮着胆子回了次家。回去前，他让家人务必保密，可是，“共产党的情报工作太厉害了”，下飞机，站在机舱外迎接他的，除了妻儿，还有主管当地统战工作的副市长。
94岁的万麓斌如今一人生活在香港，年近90岁的妻子仍在江西。他们还是几年见不了一次，可还是夫妻。“既然娶了妻，嫁了夫，就不要离嘛。”万麓斌这样解释。
郑国雄的妻子去世后，他极少向人提起自己一家在“文革”中的经历。这位102岁的老人，可以滔滔不绝地对南方周末记者讲上三个小时抗战，却对“文革”只字不提。
1949年，没能回去香港的袁学姜，在昆明娶了一个小他九岁的姑娘，开始了新生活。新生活像变戏法似的，把袁学姜变成“伪军官”、“国民党特务”、“坏分子”、“反革命”……还让袁学姜的岳父受了牵连，投进牢里。
改革开放以后，袁学姜带着母亲、妻子，回到香港。当年离港时，袁学姜还不太会说普通话。三十年后回港，袁学姜已是一口地道的云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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