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反腐败高压态势下，部分官员心态各异，为官不为是其中较为突出的状态。有官员称，物质激励措施取消后，“大锅饭”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这种趋势下，攀比心态导致“为官不为”，进而导致整个单位效率在下降，调动工作困难。
“何必这么累嘛！”下午5点多，吴昌禄忙着丈量土地时，第三次听到下属抱怨，不禁发了一顿火。
吴昌禄是西南某县征地拆迁工作组组长，他有发火的理由——这是县里的重点工程征地，7月，主要领导已经几次批评征地进度，“如果再拖下去，完不成任务，领导肯定认定我是‘不作为’”。
以往该县征地拆迁，工作到晚上10多点是常有的事情，“如今不能指望有那么强的干劲了”。
“以前大家都知道征地拆迁是‘天下第一难’，县里面对这块也比较重视，不仅拿钱给奖励，还专门划了一块经费可以发一点加班补贴。如今，这些都没有了，而且以往的一些方法、手段也不能用了，谁都不愿意冒着风险去干事。”吴昌禄不敢逼得下属太急，监督着再干了近1个小时，无奈地宣布“下班”。
胡伟是一名县处级官员，他告诉廉政瞭望记者，如果一个官员的行为是基于自身考虑做出的，而不是基于岗位职责做出的，那么这个行为即便看似中规中矩，没有错误，也应属于“为官不为”。比照这个“定义”，吴昌禄下属是典型的“为官不为”。
十八大以来，“零容忍”的反腐形势以及“八项规定”、“四风”建设的作风建设，让个别官员从最初感受到强烈的“为官不易”，到现在“为官不为”。
“这种现象与情绪正在蔓延，不同的层级、群体，表现不同。”上述官员称。
谁在不为？
对于将自己的表现划入“为官不为”，吴昌禄并不认可，“‘为官不为’者占比最高的群体可能是受处分官员群体”。
吴昌禄称，自己所在县的审计局负责推动一个重点工程，但“从去年到今年上半年几乎没有进展，县领导很不满意，审计局长挨了一个党纪处分后，被调到其他部门担任副职。他才是典型的‘为官不为’。”
上述局长受处分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去上班，“思想上有疙瘩。他负责的那个项目涉及面比较宽，他一个审计局局长协调起来力度不够，有些工作啊又不敢作为，畏首畏尾的”。
后来“领导找他谈了几次话后，班是去上了，但一切更加按部就班，工作热情减弱，安于现状。”
去年，该县受处分的干部比前年翻了一番，全国也有18万官员被处分，创了历年之最。这是从严治党的具体表现，但“有些官员未必能够清醒认识到这一点”， 吴昌禄通过自己的观察认为，“大致有4成受处分官员，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的错误，思想上转不过弯，在受处分后不能正确对待工作而有‘为官不为’的迹象。”
一次吴昌禄与该局长闲聊，“他就说没有情绪是假的，不过现在想通了，‘我继续当局长也升不上去，现在当副职，只要做好自己分内的事，不出事就行了，干一天是一天，还不用直接面对领导，思想和工作上的压力都小多了’。”
原来腐败易发多发的岗位或者是行政不规范的部门中，不作为的现象也比较严重。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央纪委官员曾通过媒体透露，当前反腐败工作的重点领域是金融系统。“这之后，很多企业要想从银行贷款变得更难了，这里面有银行惜贷的因素，也有部分银行不作为因素。”胡伟称。
另外，越往基层，不作为的现象可能越普遍。
“这有基层自身的原因，也有客观因素。”不少基层官员纷纷诉苦，“现在对官员要求越来越严、处罚也越来越严，原来‘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现状又没有改变，很多乡镇官员不得不将更多的精力用来‘对上’，根本没有时间、精力去作为。”
廉政瞭望记者从一个地级市的调研材料中发现，乡镇党委书记、镇长每周到县上开会3天左右，“现在视频系统通到了乡镇，省市县均要求开到乡镇一级，同样内容的会议，乡镇要参加3次”。
领导干部，复杂的观望
从不同层级来看，市县各部门领导“明显的不作为行为比较少，但由于反腐形势对他们有直接的影响，在各种观望情绪下，隐性的不作为比较多。”一名分管工业的副县长称。
他最近就在惋惜，“浙江一个企业要转移出来，我们没有把握住啊。”
这家企业的老总是当地该行业的协会会长，在他后面有一大批企业，“说是他一家企业过来投资，其实是整个产业集群要转移过来。但对方要1500亩地做一个工业园区。”
“我们还是魄力小了，被其他县抢去了。”该副县长称，他能理解县里为什么最终都不拍板，“一个县说起来权力很大，但其实责任更大，权责不对等，转让500亩以上土地就要报国土资源部。不出问题还好，出了问题，责任全在县里。在现在这种严管的态势下，难免缺乏闯劲，不作为总比乱作为好吧。”
除了缺乏闯劲外，“求稳”也是许多领导干部“为官不为”的表现。他们面对一些矛盾，担心引火烧身、担心承担责任，畏首畏尾、缩手缩脚、患得患失。
作为一名县直部门领导，张亚告诉记者称，现在有一个现象，一些单位“破罐子破摔”的人尤其“活跃”，惹是生非，部门领导还不好管。
一名其他单位的领导就曾向张亚抱怨称，“他们单位里一名吸毒的公务员真没办法管，叫做事叫不动，你还不能扣他一点钱。扣了他就闹，说要到这儿、要到那儿上访。”
这名领导只能息事宁人，“还能怎么办，一旦闹上媒体成为舆情事件，先不说网络会偏向哪一方，损害了地方形象就够领导受的。”张亚称。
当然，有些领导干部“为官不为”是担心“历史包袱”，不愿高调露面，而是选择低调做官。
一名被普遍认为清廉的官员就曾私下告诉记者：“我经不起查。有时候参加饭局，给你的一个红包，你收不收？！不收的话，其他官员会怎么看你？这么多年下来，怎么收的也超过5000块了。”
普通公务员的不为，不忧被查，患得患失
与领导干部的观想不同，普通公务员不为更多是精神懈怠。
一名即将退休的副厅级官员称，基层官员、普通公务员的精英情结越来越严重，基本上都认为自己通过公务员考试，是社会的精英，加之自我意识的增强，很喜欢拿自己的收入与社会其他职业做比较，找的都还是一些高薪职业，“一旦比不上了，情绪就很失落，工作积极性也就没有了”。
相关专家也称，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们可以说是将公务员当做职业而非官，原来艰苦奋斗那一套精神激励就需要进一步完善了。”
除了与体制外的人比之外，基层官员、普通公务员
也与体制内的比。
陈晨是一名县级部门公务员，刚获得其部门去年年度优秀公务员称号，但她却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欣喜，“不管多少，往年至少还有点奖金吧，今年彻底没有了，就只有一张证书。本来基层上升的空间就小，这样干好干坏、干多干少有什么区别？！”
对此，陈晨的部门领导张亚也比较为难，称现在所有部门都不能自设奖励了，即便县委县政府，也只能奖励先进集体2000元、先进个人800元。“”
“这样说感觉有点境界不高，但据我了解，他们计较的其实不是这一点奖金，而是以前的内部激励措施取消后，‘大锅饭’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这种趋势下，张亚明显感到整个单位效率在下降，调动工作困难。
年初，他们单位承接了市发改委的一个课题，“本来计划上半年到下面去调研4次，走10个乡镇，到现在除了我3月份带队去了一次外，就一直没有动静了。”
乱为比不为后果更严重
不管是哪个群体、哪种“为官不为”的表现，都是官员能力、素质、习惯的表现。
一名县招商局局长最近就在为报账发愁。“半年了，我们招商跑来跑去机票花了2万元，去报销被财政局退回来了。”
票不能不报啊。他只好找到分管副县长签字，谁知签字时，“领导又看到我们招待考察企业家时，酒的费用多了。”
他也说，在目前对公款管理越来越严的情况下，以前那些靠吃吃喝喝拉近关系的做法已经不适应形势了，但是将来招商应该如何做，他承认没有找到好的办法，“各县区竞争这么激烈，容不得我们慢慢摸索新方法，但又逼着我们用新方法。”
他调侃称，还是佛山的洋雇员厉害，谈项目几乎不靠吃吃喝喝，而是靠软实力，靠沟通和交流，“有机会真想去学习学习，但出去又得‘大费周章’呢。”
“批评不为，还要注意不能乱为，不能为了作为而跨‘红线’。”一名县纪委书记称，为了避免不为，就乱作为，其本质也是一种不作为，影响可能比不作为还大。
上述县纪委书记所在县，一部门领导最近为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私发奖金，被严重警告处分，“他本来已经在这个部门干了4年了，是提拔的人员，现在受一个处分，至少1年内是不能提拔了，今后也增加了变数。”
一名县级官员也告诉记者称，前段时间，他们县城一个派出所经常接到一家超市少找给顾客钱、小偷比较多等类似举报，“取证却非常困难，但拖久了又怕有人举报到上面，说他们不作为。这个派出所就想出了一个‘昏招’——在这家超市门旁立着告示牌，称该超市是一个存在违法行为的‘黑超市’，提醒市民不要在此购物。”
告示一出，立即在该县引起了巨大影响，“这家超市肯定不服气，说派出所损害了他们的名誉，强烈反弹，找到公安局、县政府等部门要求处理、赔偿，闹得不得安宁。”最终，派出所具体负责人被处分。
“这是一个阵痛期，很多人会觉得不适应，很多人也必须改变。最终大家还是会慢慢接受。”上述县纪委书记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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