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大陆作家比港台作家更有优势

　　蒋方舟：大陆作家比港台作家更有优势

　　2015年已经过去的日子里，蒋方舟很忙。写专栏，做主编，参加真人秀，随总理出访拉美，还有一件大事——首部真正意义上的短篇小说集正式出版。她毫不掩饰写作的目的是出于“虚荣”，一个好作家需要一部好的小说来证明自己。从非虚构写作到虚构写作，是她的一次突破写作舒适区的尝试。对于自己的写作计划，当今文学市场上的弊病，甚至可预料到的“悲惨”人生，她都有问必答。相比“少年成名”的标签，她更希望是以写作者的身份被大家记住。

　　我今年边写作边看《金瓶梅》

　　搜狐文化：这本书推迟半年出版，没有序言，也没有推荐语，看上去很自信。目前感觉是否达到了之前的期望？

　　蒋方舟：可能自知是比自信更难能可贵的品质。我不想要序言，不要名人推荐，一切解读留给读者。可能也不是完全满意的，在写小说这件事情我真的是一个新手。对写小说这件事认真地说就是在文学上有一个立足之地，有点野心，这算是第一步。但比较负责任的一点，确实达到了现有水平的极限。现在太群魔乱舞了，严谨成了一种风格，不煲鸡汤，不制造幻觉，你对于每个人物研究的透彻，我觉得都是一些基本的作业。

　　搜狐文化：什么时候开始创作小说的？

　　蒋方舟：我一直觉得好的作家应该是有一个优秀的小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面每次别人喊“青年作家”，都会觉得挺不好意思的，我其实一直都没有一部小说作品。有的可能也只是青少年时期写过的一些跟青春有关的，严格意义上不算是文学作品，更像满足自己荷尔蒙的宣泄，也没有认真地去学小说上的技术。我到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又开始写长篇，包括已经写完了，写了十几万字，但是始终觉得不满意，最后全部都删了，一个字都没留，觉得我从短篇开始学起吧，应该有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在去写这本书。我小时候看西方文学比较多，今年写作过程中重新开始看《金瓶梅》，那种对于人性的体谅和悲悯给我启发很大。

　　搜狐文化：你对“好的小说”的标准是什么？

　　蒋方舟：一个小说为什么能够叫好小说，是它讲明白了一个道理，让你哭或者怎么样。后来发现都不是，在我心目中一个好的小说的标准就是它能够带给我一种独特的体验，怎么说呢，比如说我写到你丧失孩子之后的那种体验，那种是很独特的，或者你在一个地方迷路之后你的体验，不是狗血的，不是你预料之中的，而是非常独特的一手经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小说能够带给我最可贵的东西。

　　搜狐文化：小说里面写了九种逃离，你如何思考“逃离”与“回归”的关系？

　　蒋方舟：首先，逃离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前两年有各种移民的浪潮，其实它是某种意义上的逃离，逃离一块熟悉的土地，逃离熟悉的生活，逃离熟悉的朋友，但是很难看到成功的逃离，生活得非常寂寞，依然刷着国内的新闻，跟国内的朋友联系，没法融入当地。我们到各个旅行地去散心往往也是失败的，那些困扰着你的事依然会像鬼魂一样捉住你。唯一成功的逃离是真的跟过去一刀两断。与那些荣耀、悲喜的记忆一刀两断。其它所有的逃离都要面对一个回归，回到原有的轨道和基点上。

　　三四十岁的生活 要么悲惨要么无聊

　　搜狐文化：你也提到过透支你一些人生的经验，小说的素材从哪里来？写的不光是经验还有想象？

　　蒋方舟：经验肯定是不够的。我从小到大就不断在写自己的生活，已经写无可写了。另外，自己的人生经历或者年轻人的情感也不是我最感兴趣的，我更感兴趣的那些生活在矛盾和无奈当中的三十甚至四十多岁人的生活。

　　可以想象他们的生活一定是很悲惨和无聊的。文艺女青年不是说“作”吗，我到那个年龄肯定把自己作的特别厉害。有两种可能，一种晚景凄凉，像张爱玲那样很长的时间里面都没有很完整的一份感情。还有一种很快地结婚生孩子，过上平庸的生活，那是无聊。生活就是要么悲惨要么无聊。

　　写作的过程中会有入戏这件事。你分不清楚是她用你的声音在说话，还是你去借助她的想法在发声。对于我来说，会越来越逼近生活的真相。把自己放置在人物所经历的痛苦当中，自我拷问，越来越会知道你遇到类似的困境该如何去反应。

　　搜狐文化：九个故事里塑造了很多女性形象，王帅对叶莺说“你这个女人真没意思”，给这个女人“判了死刑”。是什么塑造了现代女性的身份特征？

　　蒋方舟：我小说里好像没有一个成功的或者真正幸福的女性。她们被家庭塑造，被外界想象塑造，包括像叶莺也是不断被男性的幻想所塑造。现代女性来说，为什么会被塑造？还是对于两性市场、对于安稳的家庭关系，有一种依赖或者是依附。我认为成功的现代女性，没有那么强的依附性，永远是以一个人的价值衡量自己，不会把自己放在婚姻市场上或者两性市场上衡量自己，对自己有清醒的坐标，不会因外界的干扰而改变。我所崇敬的希拉里、蔡英文都是很强硬的女性。我现在才二十多岁，没有面临很现实的问题，等到自己三十多岁，是否能够依然对自己的人生选择很坚定、很甘心，这个才是真正检验的时候。

　　搜狐文化：现实生活会影响女性作家的创作力么？

　　蒋方舟：很多女性作家在有了一个好作品之后，很难保持旺盛和延续那种创作生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她们太依赖自己的年轻时的经历，感情、婚姻、破碎的家庭关系等等。当人生经历停止发展的时候，就没什么创作力，创作力只仅限于写自传。我看我妈年轻时写的自传写得非常好，非常惊讶，但写完那本之后也很难再去写什么，因为生活中值得写的已经被抒发光了。我从小就刻意避免自己落入这种窠臼。

　　搜狐文化：套用书中的一个问题，“你的野心是什么？你的热情是什么？”写作的时候，一定也问过自己吧？

　　蒋方舟：写作的时候确实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却一下子把我问傻了。我现在的创作动力，想想还是挺虚荣的，就是因为你小时候看了很多很牛逼的作家写的书，然后你也想有一天变得像他们一样，这是一个很虚荣的目的。但我希望能够慢慢写着写着再找出一个更立得住脚的理由。现在支撑着我的还是虚荣，虚荣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很多推动人类发展的都是出于虚荣。

　　凯歌导演对电影市场的迷失很真诚

　　搜狐文化：编辑是在作品、作者和读者之间起到一个很微妙的作用，作为《新周刊》副主编，你如何理解编辑的权利和边界？

　　蒋方舟：一个编辑做的事情挺残忍的。我做一个编辑，大部分是把作品的风格塑造出来。像卡佛的小说，他的编辑最大的功能就是让小说形成极简的风格。大量的对话和温暖的细节全部剪掉，变成很冷峻的极简的风格。一个编辑有点像造型师，把一个路人塑造出风格来，这是有一点残酷的一件事。好的编辑能够让这种风格和作家的内心达到一种高度的统一。最后形成的文本获得作者的承认，作者确实觉得这样能更好地凸现自己。

　　搜狐文化：你的作品是否介意改编？

　　蒋方舟：可能没有人愿意改，因为它不是很戏剧性的那种，没有现在电影电视剧所需要的元素。如果版权真的被卖了，我可能也不会参与改编的过程，爱怎么弄怎么弄吧。我有一个不知道算优点还是缺点的习惯，不太会看自己出的书，包括这本书已经写完了，再谈这本书经常就会有一瞬间的烦燥，我写完最大的一个好处它跟我没有关系了。

　　比如它说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很受认可，我也觉得很好，但是我绝对不会臭不要脸说功勋章上有我的一半，这个事情被拿走之后它就是一个导演、编剧、制片、演员种种这种联合的作品，跟你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我前几个月才学会一个词叫IP，几个字或者一个产权就卖出去好几百万，我们经常身边也会有人讲到这种都市传说。我觉得其实挺畸形的，出来的也真的不是好的作品，我相信就是观众的坏品位是会有尽头的。前几天看了几个电影，真的是吓死了，胡拍也可以啊。

　　搜狐文化：陈凯歌的《道士下山》看了？

　　蒋方舟：我觉得没有那么差，凯歌老师那种迷失是很真诚的，他的那种不知所措你都不忍心吐槽，包括说“杀马特”发型，林志玲床戏笨拙得像八十年代科教片，那种人与自然花开花落的镜头。而且退一万步讲，他也不是胡拍，不是骗你钱，他真实展示对电影市场的迷失不知所措，看着挺心疼的。道家的一些东西跟性有关，有一些是真的没办法在电影里展现，比如张震和郭富城修炼的“猿击术”，很多需要男男配合的东西，但是很多人不懂道教背后的基础，造成那个部分很古怪。所以凯歌老师接受采访特别委屈，我也能理解。

　　大陆作家比港台作家更有优势

　　搜狐文化：随总理访问拉美，中外创作环境有何差异？

　　蒋方舟：有一个细节，研讨会上哥伦比亚总统和李克强总理都出席了，我问身边的哥方作者，你原来见过哥伦比亚总统吗？他说见过好几次了。因为哥伦比亚总统是记者出身，他们的接触很频繁的。对于我们来说可能第一次看到总理从新闻联播上面走出来。

　　哥伦比亚官方文化部带过来一个他们认为和马尔克斯一样好或者比马尔克斯更的作家——巴斯克斯，把他带到中国作协去交流，结果作协没有一个人认识他。国外同样重视把他们的作家带过来，同样重视他们和其它文明之间的交流。我觉得任何层面上只要能够促进文化交流的都是好事。我本来以为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后来发现也没有要求唱赞歌，多少放心一些。

　　其实有一点点遗憾，行程安排得比较紧，我自己跟当地的大学进行交流之类。以了解为主，比如有志于写作的年轻人，他们在马尔克斯的阴影下该如何继续写作，包括拉美是孤独的土地，自我认同、身份认同等话题。

　　搜狐文化：中国作家怎么更好地走出去，或者什么作品更具备走出去的能力？

　　蒋方舟：我观察到，在参加跟写作相关的会议座谈上，西方作家之间去聊文学聊艺术，跟第三世界国家包括中国都开始聊政治和意识形态，不是同一种标准。没有什么元素好吸引外国人注意，即使短期内会有比较大的反响，但还是出于猎奇的心态。我前段时间看文学杂志翻译了20篇巴西的年轻作家写的小说，以色列的年轻作家，还有一个韩国的八零后女作家的作品。写得特别好，人家没有特意去讲文化环境或者政治，就写纯人性的东西，依然是很好。所以，很简单，写得更好就能走出去。而且中国相对来说还是更有优势的，它融入世界语境，机会在于世界对于中国的关注。中国大陆作家比台湾作家和香港作家都有更大的优势。

　　搜狐文化：网络写作非常火，你认为对整体的文学创作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蒋方舟：首先我自己是不看的，不是因为清高，而是找不到看的动力，没有想哭想笑需求快感的情感需求。另外，作为同行借鉴，我也学不到什么东西。我就只看过两部算是网络小说，在手机上，简直手不释卷。一个是商战小说叫《圈子圈套》，还有一个是官场小说《二号首长》，现在可能被禁了。那样的生活有趣，产生陌生感，而且很写实。我看它们的时候，确实有一定的启发。为什么在一般的文学作品当中，看不到对都市生活、工业社会、某个行业、官场生活、职场生活的客观而详尽的描述？传统作家可能对照的是一个自然的、农村的、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可能还带一些贬义。年轻一代的写作者应该考虑到这个问题。任何写作要考虑双层，除了文本层面，还有这种写作到底有没有意义。再去写上一代写的乡土，我觉得意义没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