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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改那些年:两会上的永恒议题

来源:搜狐网 作者:王晓
原标题:中国医改那些年:两会上的永恒议题
图说:我国医改已经进入深水区

  昨天(3月9日)上午,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一场记者会后,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吐槽”号贩子问题,“我女儿带我外孙去儿童医院看病,用了4个小时也挂不上号,我女儿都哭了。”

  在他看来,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仍未根本缓解。“国家为医疗花了不少钱,但老百姓切身感受不深,根源还是医疗卫生服务体制没理顺,尤其公立医院的改革严重滞后。”

  事实上,中国在1980年代就已经全面展开医改。

  那时的医疗环境,正经历改革开放带来的阵痛期。在改革的推动下,旧体制摧枯拉朽一般被推翻,而新体制还在适应和试错。

  在农村,人民公社瓦解,合作医疗亦渐渐消失那时,原来公社里的赤脚医生,变成了生意人。在城市,单位开始自负盈亏,原来庞大的医保支出,成为要重点削减的对象。

  从“老医改”到“新医改”,31年间,医改在矛盾交织中艰难推进,既有彷徨和歧路,也有争议和博弈。

  “政府主导”还是“市场改革”,这是困扰了医改31年的困局,也是政府官员、行业专家在每年两会上交锋的议题。

  一、政府推动

  看病贵、看病难,简单六个字,困扰了中国医疗31年。

  在全国政协委员、北大医院院长刘玉村看来,“看病难”的问题是相对的。他认为,“难”主要集中在某些专家医生和某些科目上,医生“忙闲不均”的情况普遍存在。

  他向媒体举例,在北大医院,有的专家号医生一上午看100多个病人,有的普通号医生诊室稀稀落落,乏人问津。

  刘玉村觉得,中国医疗的根本症结在于资源供需失衡。他建议提高挂号费诊疗费用,降低药费检查费,并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

  事实上,早在31年前,中国就开启了医疗体制改革的长征之路。

  1984年8月,卫生部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报告提出,“必须进行改革,放宽政策,简政放权,多方集资,开阔发展卫生事业的路子,把卫生工作搞好。”

  报告出台后次年,也就是1985年,成为中国医改起步的元年。

  那时,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农村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风行,而在城市,市场经济刚刚萌芽。

  而医疗环境,卡在旧体制崩塌和新体制建立的夹缝中,混乱无序。最明显的例子是,彼时医疗机构分为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但吊诡的是,后者却同样可以赚钱。

  事实上,卫生部早就已经开始“预热”改革。1981年至1989年,中央每隔三四年就会出台关于医改的文件。在那时,医改主要由政府主导推动,代表委员很少提交提案议案。

  一位卫生部的老干部曾对媒体回忆,“当时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副部长季宗权是主要的推动者,鼓动卫生系统‘放手干’。”

  但几乎从一开始,这项改革就已经争论激烈,反对者大有人在。

  卫生部下属的《健康报》曾汇编了7篇持“不同意见”的文章。“这些文章的主要立意,就是从医院的根本属性出发,认为医疗卫生应该是社会公益事业,不应该强调其经济属性。”一位卫生系统的老干部向媒体回忆。

  事实上,传统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医院管理已经千疮百孔、陈旧不堪,改革已成大势。

  二、官员建言

  纵观整个1990年代医改,市场化的声音一直处于主导地位。

  彼时,卫生系统的内部争论日渐兴盛。政府主导还是市场改革,两种思路开始针锋相对,向上传达自己的观点。

  卫生部原医政司司长于宗河反对医疗服务市场化。在他看来,经济领域的做法不能简单移植到卫生服务上,“如果忽视这一点,就会导致什么环节赚钱资源就往哪里投,谁钱越多谁就能享受越好的医疗服务,而无法顾及医疗的大众属性和起码的社会公平。”

  他的观点后来发表在1993年12月21日的新华社内参中,呈上了国家领导人的案头。

  回溯当时争议的起源,是1992年春中国掀起了新一轮的改革浪潮,“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风行各个行业。

  1991年,全国人大第七次会议提出了新时期卫生工作的方针:“预防为主,依靠科技进步,动员全社会参与,中西医并重,为人民健康服务,同时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这可以看作是对这一阶段卫生政策的高度总结。

  医改在这一背景下再次提上日程。

  “如果等一二年,其他部门、行业各种产业部搞起来了,甚至你自己的领地都被人家挖走了,市场、群众就不需要你的产品了。”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陈敏章在华东七省市卫生厅局长座谈会上说。

  当年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卫生改革的几点意见》。此后,点名手术、特殊护理、特殊病房等新事物,像雨后春笋般在医疗系统涌现。

  从统计数据来看,那时我国的卫生事业在国家投入并不足的情况下仍然高速发展,1980年中国卫生机构数量是18万家,到2000年时已有32万。

  2003年,SARS疫情在全国蔓延,中国开始反思公共卫生体系的漏洞,进而开始检讨整个卫生事业。

  时任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的吴明江,在全国政协举行的一次医改研讨会上说,在医疗体制改革中,国家要“大踏步”后退,政府只举办部分公立医院。

  这一讲话被视为产权改革的号角。坊间风传,“各级政府将只保留一两家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大型医院,其他医院将逐步对业外资本开放”。

  一场中国医疗产业的盛宴似乎即将来临,人人都在摩拳擦掌等待分享那块巨大的市场蛋糕。

  但那把切蛋糕的刀,最终没能落下。

  三、重新择路

  新世纪以来,中国医改之痛渐渐暴露,医患纠纷渐渐走向极端,医生甚至成为了中国最危险的职业之一。

  2005年,从江西来广东打工的陈丽萍来到广州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她2岁大的儿子已经连续高烧18天不退。很快,儿子被确诊为白血病,10万元的医疗费大大超出了这个家庭所能承受的极限。

  根据当时的医学统计,中国每年白血病新发病2万人,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患者接受了治疗,而其余几乎全部是因为负担不起高额的治疗费用被迫放弃。

  类似的情况在当时并非个案,20余年医疗市场化改革的结果,使许多中国人不敢踏进医院大门。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教授温建民,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讲述自己对医患关系的感受。

  “我刚毕业的时候(笔者注:1980年代),医患关系非常和谐,到了把医疗推向市场以后,医患关系开始紧张了,到了九十年代末,到了现在二十一世纪,越来越紧张,紧张到我们很多医生跟我说,我现在看每个病人,我首先把他当作我的一个原告,我是一个被告。”

  2005年5月24日,卫生部下属的《医院报》头版头条刊出了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刘新明的一次最新讲话——“市场化非医改方向”。

  这一观点,被迅速地解读为卫生部的表态,一时间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

  刘新明的观点是,“看病贵”、“看病难”等现象,根源在于我国医疗服务的社会公平性差、医疗资源配置效率低,要解决这两个难题,主要靠政府,而不是让医疗体制改革走市场化的道路。

  此后,《中国青年报》在7月28日刊出报道,“国务院研究机构称,我国医改基本不成功。”

  报告认为,医改困局的形成,是将近二十年来医疗服务逐渐市场化、商品化引起的,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和政府对卫生医疗事业的主导不足、拨款不足有关,所以,“核心问题在于强化政府责任”,医改道路选择上应以政府主导,公有制为主导,坚持医疗卫生事业的公共品属性。

  从那一年开始,“医疗市场化”日渐成为千夫所指,中国医改重新回到了十字路口。

  四、两会热议

  2006年9月,国家正式启动新医改,成立了由国家11个有关部委组成的医疗体制改革协调小组。

  彼时,中国政府向全球范围征求意见,包括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麦肯锡等,都参与了中国医改方案的制定。

  2009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2009~2011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新一轮医改方案正式出台。

  然而,新医改方案刚刚公布第二年,就在两会上遭遇了反对的声音。

  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工商联副主席、青州尧王制药总经理宗立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医改如果成功了,是全国人民的悲剧!我敢这么说,就甘愿受千夫所指,不怕被人骂!” 在他看来,医改的核心“医药分家”从根本上就是荒唐的,不切实际。

  反对声音之下,2010年3月3日下午全国政协会议开幕式前,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长陈竺成了媒体记者围堵的首要目标,对刚刚公布的新医改方案中的一些焦点问题作了40多分钟的解释工作。

  从那时起,新医改成为每年两会上最热议的话题。

  2014年,全国政协委员、中日友好医院院长许树强曾在两会上建议,制定简化的审批程序,尽快放开允许医生有序多点执业,必须从根本上改革其人事制度。2015年全国两会上,民进中央向全国政协递交提案,建议推动公立医院人事薪酬制度改革。

  这些建议和提案在两会后直达国家卫生计生委,一定程度上参与政策的制定。

  据统计,2015年国家卫计委共承办建议、提案1412件,关注度位列前五的依次为:医政医管、体制改革、基层卫生、疾病防控和家庭发展。

  今时今日,医改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泥沼之处已经显而易见。无论是政府主动决策推动,还是代表委员提案建议形成倒逼压力,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医改之路依然前路漫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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