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长春5月14日电（记者鲍雨）到14日为止，长春市非典确诊病例已达29人，死亡的4人中有3人出自同一家庭。长春市卫生防疫站流行病调查组的廖凯至今感到遗憾：“如果他们配合流调（流行病调查），得到及时治疗，一定不会出现这样的悲剧。”

　　　 4月8日，81岁高龄的张老太与从北京回来的聂某同住吉林大学第一临床医院的一间病房，张的3个女儿和两个儿子轮流在医院护理。16日，张某的二女儿将张转至长春市中心医院。3天后，经吉大一院专家会诊，聂某被确诊为长春第一例非典患者。

　　　 为了控制传染源，长春市卫生防疫站开始寻找聂的密切接触者之一张某。就在19日当天，长春市南关区流调人员在市中心医院找到了张某，并请正在护理她的二女儿提供密切接触者的名单。

　　　 “整个调查是在争吵中进行的。”参与流调的廖凯这样形容当时的情景。张的二女儿坚持说是独自一人护理母亲。“我母亲岁数大了，别再折腾她了，她不是那个病！”从上午10时开始，流调人员与张的二女儿一直僵持着。

　　　 廖凯说，根据聂与张的接触程度，张的一家人感染非典的可能性极大，所以防疫部门决定将两人转到治疗非典的定点医院———长春市传染病院。但是后来调去的4个民警也未打破这一僵局。

　　　 下午，张的三女儿等亲属赶到病房，他们不同意转院，还将流调表抢去撕了。直到晚上7时左右，防疫人员在赶来增援的民警配合下，才将张和两个女儿强行送到传染病院。但她们始终没有提供其他密切接触者。

　　　 此后，被隔离观察的3个人全部发病。22日，张的大女儿也开始发烧，输了4天液也未见好转，26日坐出租车赶到市传染病院，当天便被确诊为非典患者。此后，张的两个女婿先后发病。

　　　 廖凯连续3天都在调查张家的密切接触者：“直到28号我才最终弄清她家的‘联络图’，可是太晚了。”到这一天为止，张家有8人被确诊为非典病例，9人成为疑似病人。30日，张某上大学的外孙女也因疑似非典被隔离观察。

　　　 廖凯想不通：即使如此，张家对流调工作仍一直不予配合，长春市卫生监督所的两名工作人员在接收张的大女婿入院时还挨了打。

　　　 死神开始降临张家。从4月30日起，张家大女儿、二女儿、二女婿先后死于非典。

　　　 张家并非一个特例。从长春抗击非典第一天开始，廖凯每天流调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廖是流调的“重案组”成员，长春市所有被确诊的非典病例和疑似病例都由他来调查。他说，绘成一个病例“联络图”不知要跑多少趟，不知要挨多少骂。就在前几天，廖凯在对一个疑似患者调查时，对方不仅不说出亲属的姓名，还对他破口大骂。“你说一句她顶十句”，哭着喊着要跳楼。廖凯把她从窗口抱下来后，她又闯过隔离区跑到了大街上。

　　　 更让廖凯无奈的是，流调表上留下的很多地址和手机号码都是错误的，找不到人，打不通电话。为了和隔离区里的患者取得联系，廖凯准备了两个手机，其中一个上面套了3层避孕套，请医护人员传给患者，防止接触感染。有一天，他正用电话调查一个确诊患者的12岁的女儿时，孩子的父亲打进电话警告女儿：“他们问什么你都不要说。”

　　　 廖凯说，很多人对非典认识不足，总觉得自己得的不是这个病，不想被隔离；还有的人心存顾虑，怕说了实话，孩子不能上学，亲戚不能上班，还会受到邻居歧视，家也回不了。可是他们没想到，一旦非典扩散开去，受害的首先就是自己的家人和朋友。

　　　 长春市卫生防疫站站长刘英芳说：“在抗击非典中，医院就像消防队，防疫工作就像建防火墙。在缺乏非常有效的治疗手段的情况下，建防火墙更显重要。流调准确与否，决定防火墙建在哪里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