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老师所珍藏的12张选民证。本报记者 范继文 摄

流动票箱方便了无法到选举现场的选民。

认真填写选票。

　　当67岁的北大教师杨富绪翻箱倒柜终于再次找出1953年他的第一张选民证时，时光已悄然走过了半个世纪。50年，足可以让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稳健前行，让选举者自信，被选者志存高远。

　　12张选民证按照时间顺序被摆放在桌上，仿佛一段段过往历史叠加。北京市人大代表的历届12次选举，浓缩其中。选民证大小基本一致，两寸见方。12张选民证都没有受损的痕迹，虽然有些因为年代久远已开始泛黄。每一个证上都盖有“已选”红色字样，这是持有者曾参加投票选举的标志。“一直以来，老百姓就是以这种形式来参政议政，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面对自己的这12张选民证，67岁的北大教师杨富绪感慨万千。

　　初为选民

　　1953年12月26日的选民证上，“选民证”三个字还是繁体。杨富绪在努力搜寻当时参加投票选举时的记忆，脸上泛着喜悦的神情。

　　杨富绪当时18岁，还是一名高一学生。选举会场设在宣武区西便门的一个印刷厂，已是深冬，会场里没有暖气，感觉很冷。布置会场需要鲜花，但当时养花的人家并不是很多，又恰逢冬季，鲜花一时难觅。幸好，杨富绪的父母从老家引种了一些绣球花，花在冬季绽放，各种颜色皆有，于是这些花就被暂借到选举会场。

　　选举从上午8时开始，一直延续到晚间12时，在此期间的投票均有效。杨富绪随父母和哥嫂一同来到会场时，人们已陆续开始前来投票，因为是第一次举行全民选举，大家都感到很“新鲜”，许多不参加选举投票的人也赶来看热闹，现场显得非常热烈。“看到自家的绣球花点缀在会场周围，再加上自己是第一次参加投票选举，当时感觉特别自豪，好像自己完成了一件荣耀无比的大事。”即使是在50年后的今天，杨富绪对自己第一次投票选举的叙述依旧激动。

　　50年后他说，尽管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选举人的选举资格会进行比较严格的审查，但毕竟，我国的民主选举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背景解读】

　　与现今实施的选举制度相比,共和国1953年第一部选举法中很多内容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第一部选举法还是明确确定出“普选”这一选举的“灵魂”。“选民资格核查”和“投票选举的方式”等模式也基本定出。

　　一位当年参与选举法起草工作的领导人指出，很多选举细节的制定，是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可避免的。如“依法尚未改变成分的地主分子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汉族和少数民族间，都作了不同代表比例的规定”、“县以上采用无记名投票方法，而在基层政权单位，则一般地采用举手表决的投票方法”等规定的制定都与当时实际状况息息相关，也突出反映了建国初期阶级关系和社会状况。按民主的选举原则衡量，当时选举的民主程度确实不很高。但作为几千年来饱受封建专制压迫，从未行使过选举权的中国老百姓来说，确实是民主的一大进步，所以，当时人民对选举的积极性和热情确实前所未有。本报记者张瑾

　　流动票箱

　　1960年的选举因为一件事情让杨富绪记忆犹新。

　　为了让更多的选民能够参加投票，有关部门启用了流动投票箱。当时24岁的杨富绪在北大任教，在投完自己那一票并照例收好选民证之后，他按照组织吩咐，捧着流动票箱去了北京医院。在医院的一个套间，一个年轻女子将一张填好的选票，投入杨富绪手捧的票箱中。回到北大之后，杨富绪才听同事说那投票的女孩原来是一位伟人的女儿。

　　“流动票箱的启用，说明政府越来越重视每一位选民的权利，选民不论高低贫富，他们都被鼓励来最大程度地参与民主选举。”杨富绪说，流动票箱不仅仅是为伟人的女儿开设，在工厂加班的工人当中，在偏远的郊区农村，流动票箱曾经承载了无数因故无法身到选举现场的选民的一纸热望。

　　【背景解读】

　　1956年,由于全国农业合作化,全国乡的行政区划普遍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国务院的提议,对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作了调整,增加了县乡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

　　1958年，由于人民公社化和行政区域的扩大或建制合并，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再次调整各级人大代表名额，规定经上级政府批准后，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可以超过选举法规定的名额。

　　1963年，经过决议，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由1226人增加到3000多人。这次代表名额大幅度增加主要原因是人口增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需要增加更多的各界人士到人民代表大会中来。在基层选举中增加了流动投票箱等举措。

　　14年空白

　　在杨富绪的12张选民证排成的选举年轮中，1966年3月14日的选举之后一直到1980年，14年间竟是一段空白，中国的民主制度建设在此期间停滞不前。

　　【背景解读】

　　“文化大革命”摧毁了正在不断进步的选举制度，14年间没有进行全民民主选举。

　　希望重启

　　真正让杨富绪的选民年轮得以再次延续的，是时隔14年之后，1980年冬天的又一张选民证。

　　那一次，选举会场设在了北大饭厅，会场布置得很喜庆，广播里不断提醒选民们有关投票的注意事项。杨富绪当时住在宣武区，白天因为有事没能进行投票，他晚上骑车从家中匆匆赶往北大，到选举现场时已是晚间11时40分，但他还是赶上了投票的“末班车”。

　　“虽然是一个普通选民，但我不认为自己这一票是可有可无的，投出这一票，我会感觉自己脚下的土地是可以永远坚实地迈步踏上去的。”投票选举，也是选择希望，杨富绪说只要情况允许，他不会错过每一次投票。

　　【背景解读】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1979年选举制度改革，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改革带来了首次县乡人大“直选”。

　　这一年通过的选举法、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组织法，将农村中直接选举的范围由过去乡镇一级扩大到县一级，并赋予了选民和代表提名代表候选人的权利。

　　新法规取消了过去阶级斗争年代对地主分子等的限制，规定无选举权的人只限于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刑事犯罪分子。

　　刷新纪录

　　距离现在最近的一次选举是1998年。在杨富绪的印象中，这一次的选举，选民们的参与投票率是有史以来最高的，人们更加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参政议政意识明显增强。杨富绪说：“我相信即将到来的下一届选举，‘纪录’将被再一次刷新。”

　　【背景解读】

　　1982年，我国修改选举法和地方组织法，目的是为了适应新宪法关于国家机构的规定。这次修改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对宣传代表候选人的方式作了限制。将原选举法第30条规定的“各党派、团体和选民可用各种形式宣传代表候选人”，改为只能“在选民小组会上介绍所推荐的代表候选人”。

　　1986年，“两法”又作了再次修改，选举朝民主化方向迈了一大步。这次修改减少了代表名额，提高了代表联合提名候选人的人数，将选民或代表3人以上附议可推荐代表候选人，改为10人以上联名推荐代表候选人。

　　1986年的修改，改变了1982年限制介绍候选人的做法，规定间接选举时，大会主席团向代表介绍候选人，推荐者在代表小组会上介绍所推荐的候选人。1988年前后，一些地方在选举国家机关领导人时出现由主席团组织候选人亮相，向代表发表施政演说的情况，就与这一修改有关。

　　1995年，为了保证代表有充分时间提名和酝酿代表候选人，当年修改通过的“两法”规定，间接选举（包括选代表和国家机关领导人员）提名、酝酿代表候选人的时间，不得少于两天。本报记者张瑾

　　(历史资料图片由国家图书馆提供；背景解读摘编自蔡定剑著《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