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纸暂缓实施的通知，对于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来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姑且不论从公布标准到宣布暂缓实施只有半个月的时间，说明标准的科学性和规则的严肃性都成问题。既然依据这么充分、科学和明确，为什么一受到公众和舆论的质疑，就宣布暂缓实施，甚至还声称“制定好一系列相关配套政策还需要一个过程”，这不是在以己之矛攻己之盾吗…[详细]

　　论证是决策的前提，一旦决策和论证在程序先后顺序上发生颠倒，问题就会应运而生。没有事先论证的决策是一种“拍脑袋”决策，公众的反对意见只能在决策公布后进入决策者的视野，至于结果，完全取决于双方力量的对比和博弈，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国家标准化委员会的决策就是如此，到最后不得不用“暂缓”这一招来给自己找台阶下。[详细]

　　广电总局挨骂挨到这个程度，很大程度上是其自身的原因。从封杀超女，到限制国外动画片，再从绞杀BT到痛批《蜗居》，没有一个决策是经过论证的，是考虑过广大人们感受的。以致其出台的所有规定几乎都被抵制痛骂，堪为奇观。如果一个部门的所有决策都要在汪洋抵制声中推行，可想而知其行政成本之高、行政效率之低。[详细]

　　钉子户是怎样产生的？这和不规范的拆迁条例大有关系。试想，听话的人都搬走了，而那些不听话的却坚持不搬，到最后，因为整个拆迁过程中都没有遵循什么严肃的条文，钉子户反而获得了加倍的赔偿，这样的榜样作用对于后来人来说，不模仿才怪。如果拆迁遵循应有的程序，不搞诸如“先拆迁后补偿”这类强盗式的做法，怎么会有那么多自焚的钉子户。[详细]

　　 《物权法》除了其本身对于当代中国具有重要的意义外，从1993年最初被列入立法计划到2007年在全国人大通过，历经八审，其“千锤百炼”的出台过程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它既是改革开放以来首部公开听取群众意见的法典，也是迄今为止招致最多议论的民法草案。但恰恰是因为历经无数争吵波折，当它破茧而出时，才得到人们一致认可。[详细]

　　真正的科学决策，是不应该预设前提的，应该让决策的过程充分公开、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但是，反观国家标准化委员会的决策，极有可能是，先自己设定一个标准，然后再征求意见，这样的话，无论决策者征求再多的意见，也只是在为先前设定好的标准来寻找理由，而不是在真正论证一个决策的科学性，先论证后决策，才是科学的行政方式。[详细]

　　 在任何一项标准、政府决策的出台中，没有哪一方天然是正义者。从本质上来说，政治决策本来就是各种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然后相互妥协的过程。所以，各个利益集团之间在决策作出前进行的博弈越充分、越激烈，那么对于决策本身就越有利。事实上，国标之争中最大的利益集团是广大消费者，应让这个真正的利益集团发出自己的声音。[详细]

　　各方声音包括政府声音、专家声音、行业声音、企业声音、公众声音、个人声音等，让这些声音在一个公平的环境下进行充分的表达，然后碰撞。作为决策者，政府不应该有意或无意忽视任何一方的声音，也许这些声音又多又杂，但是他们对于政策的最终制定却有着无可替代的论证作用。他们有助于给将要实施的政策进行纠偏。[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