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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六一儿童节多了一份沉重

编者按

    今年的六一儿童节,我们多了一份沉重。郑民生的弑童案就像一个噩梦的开端,模仿者们看到了一种手段——选择社会最脆弱的地方报复社会。只是在今天,这个最脆弱的地方是孩子。
    儿童节创设之初的主旨,是警示人们要保护儿童的权益,包括他们的生存权、健康权和受教育的权利。然而,让人遗憾的是,校园严打轰轰烈烈地进行到今天,“我们又打赢了一场艰苦战斗”的运动气氛不仅掩盖了痛苦的记忆,也掩盖了我们对诸多社会问题的反省和追问。
    别让任何一个弱小的个体为这个社会埋单,能否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孩子,在即将到来的这个儿童节,请接受我们的道歉。

 
“严打”运动席卷全国

周而复始,似曾相识的“严打”运动席卷全国

    2004年的4月到10月,北京、江苏以及湖南等地,先后发生了至少七起的校园凶案,100多名未成年学生死伤。此后,加强校园安全的运动大范围展开。并连续颁发和施行了新的校园治安管理和未成年人保护办法。
  然而,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不久后,各地公安机关和各学校,逐渐在平静之中再次放松了警惕,保安制度并未因为席卷全国的运动而健全。直到新的悲剧刺激,人们展开又一轮安保行动。可是,然后呢?[详细]

守住了校门,孩子们的安全事故依然难禁

安全事故难禁

    4月26号,云南一个11岁的小学女生从学校毫无保护的高低床上跌落致死;5月12日上午,银川市一名小学生因某门功课考了89分,担心无法向家人交代,用红领巾上吊…是不是防住了校门,就取得了胜利,就保卫了孩子的安全?

全副武装的特警,全民皆兵的“严打”,能陪孩子们走多远?

孩子为社会埋单

    伴随改革开放而来的校园安保问题,终在经过30年断断续续的热议后,再次上升到“国家高度”。问题是,这种运动式的严打能坚持多久?因为这场运动需要铜墙铁壁式的安保、充足的警力、雄厚的财力。[详细]

 

我们依赖全国式整治运动几十年,问题却从未得到根治

    中国特色的“严打”有鲜明特点:由执政党与政府发动,全民动员,大造声势,把罪犯当作敌人,“严打”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和军事斗争。司法仅仅成了执政党与政府实施“严打”刑事政策的工具。在“严打”刑事政策的高压下探索法治治理模式,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

严打运动史
时间
特点
影响
50年代,建国初期
根据《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各地党委广泛发动群众,开始了大规模的“从重、从快”镇压反革命运动
反革命分子被判死刑立即执行的特别多,不亚于一场大的战争死亡人数。强化了中共和普通百姓以中共领导,全民参与,大捕大杀,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犯罪分子,以政治与军事化的革命运动方式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严打”思维,这种具有政治性、行政性、军事性、阶级专政性的中共领导,专门机关与全民参与相结合的“严打”,开创了共和国司法附属于政治的先河,同时不够理性地附和了人民群众的死刑报应观念,对我国后来的“严打”政策与实践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一直实行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经济犯罪和严重刑事犯罪的刑事政策。1979年针对转型社会初期的犯罪高峰,死刑核准权下放、发动群众、组织大战役和抓大案要案成了这个时期的显著特点。
1991年,《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明确提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范围,主要包括“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建设、改造”六个方面。中国转型社会初期犯罪高峰接踵而至,具有浓厚政治化、军事化、阶级专政性的“严打”政策实际上成为了最重要的刑事政策,具有科学品格倾向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政策最终在一定程度上被误读、误用了,其科学功能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
1982年开始
从1982年在经济领域开始的“严打”至今已近二十年,除1985年外,每年都组织“严打”战役或者“严打”专项斗争。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来几乎没有停止过的“严打”,尤其是1983,1996,2001年三次全国集中统一的大规模的政治化、军事化的“严打”斗争,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犯罪高峰一浪又一浪是这个政策尴尬处境的最好注释。虽然“中国每年处决万名死囚”, 但如此“严打”高压政策依然没有能够阻止日益发展的犯罪和社会治安恶化的趋势。“严打”形成“打不胜打、防不胜防”“打疲了警察,打油了罪犯”的怪圈。
20世纪90年代
第二次全国性的“严打”,从1996年4月到1997年2月全国集中统一行动。这是继1983年第一次“严打”后,在全国范围内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打击行动。
21世纪初期
第三次全国性的以“打黑除恶”为龙头“严打”分为三个阶段,三条战线。
近年
2004年7月,全国开始打击淫秽色情网站专项斗争。2009年重庆打黑。
 
“运动式治理”难长久

时代和社会心态的变化,“运动式治理”难长久

    既然是一场战役,它就不是生活的常态,集中火力打上一阵,总会停下来。到时候,校园日常安全谁来负责呢?再说,这场战役的敌人是谁,他们将被消灭还是将会投降呢?尤其需要检讨的是,政府对暴力的过度依赖,尤其是在暴力拆迁和拦截上访两种行为中,以赤裸裸的僭越法律的暴力对待普通民众,起到了很坏的示范作用。实际情况是,校园凶杀案发生以后,网路上很快出现了一条恶搞标语,并被广泛传播,曰:“冤有头,债有主,前面右转是政府”。其调侃中的教唆和诅咒,令人对政府和民众的关系感到心寒。[详细]

用政治代替行政,日常管理中的细节将更容易被忽略

    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任剑涛看来,在这种大规模安保动员后,之所以还会出现陕西南郑弑童案件,是因为“在这种气势恢宏的布局过程中,细微性的、具体性的工作被忽略了”。[详细]

社会心态发生了变化,自杀式“报复社会”民不畏死

    人的天性就是“畏死”,之所以“不畏死”是因为有比死更不能忍受的东西在压迫他们。当对老百姓的压迫已到达让老百姓宁可死也不愿意承受的地步,民众不怕死,又怎能用死来威胁他们呢?[详细]

 

包括孩子在内,我们是真的在关注和关心弱势群体吗?

    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来,孩子成为多数家庭的绝对中心,得到千般呵护、万般宠爱。这让人产生一种印象,以为我们因此而更加爱孩子了。可是,只要我们仔细想想孩子们的生活处境,就明白这并非现实。为什么针对孩子?因为孩子们是弱势群体。就连惨案的制造者们,起了报复社会年头,也大多是因为当一个被人们忽略太久的弱势群体人员太久。

我们真的关心弱势群体吗
遗忘太快反思太少

“每个人都是体制”:语言太多行动太少,遗忘太快反思太少

    专栏作家连岳在《我们都是体制》里说:“在层出不穷的悲剧里,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是体制的问题。你忘了,我们自己就是体制的一部分。”郑民生在庭审中反复强调,觉得一切悲剧的肇始都是“社会的冷漠”;当十余名学生的血滴溅落在刀口之时,他也觉得不后悔。但现在的问题是,谁来关心像郑民生这样的人?到底是郑民生抛弃了社会,还是社会抛弃了郑民生?[详细]

我来说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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