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到2010年的寒冬是30年以来蒙古经历过的最寒冷冬季。近9000户牧民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整个畜群冻死或饿死，另外3.3万户失去了一半的牲畜。死亡牲畜达到800万头，占全国牲畜总量近二成，价值2.5亿英镑。许多牧民家庭收到的惟一补偿款是联合国支付的牲畜埋葬费。季旱情使得牧民无法为牲畜囤足够的牧草。之后极端的严寒气候又持续侵扰着这片贫瘠的土地。暴雪以及低至零下50度的气温又使得21000户牧民陷入“粮食危机”。牧区正变得越来越不宜居。

　　在2009年到2010年的灾害过后，奥奇克胡夫妇的350头牲畜只剩下90头。奥奇克胡平静地说，“从那时起，我在农村再也看不到未来，于是决定卖掉剩下的牲畜，到城里开始新的生活。”迁居的主要目的是让子女过上好日子。他们虽然觉得城市生活没多大吸引力，但他们看到了它的优势。农村没有医院和学校，而在乌兰巴托，儿子可以免费看病，阿努卡可以到公立学校上学。人口分布不均使得蒙古城乡发展极不平衡，除了乌兰巴托等大城市，其他地区百姓贫穷而且缺少政府照顾。[详细]

　　2010年底蒙古国人口为278．08万人，其中城市人口占63%，农村人口占37%，目前城市人口已大幅度超过农村人口。首都乌兰巴托市人口接近全国人口一半。按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算，乌兰巴托市为246．8人，而在东部地区只有0．7人，中部地区1人，西部地区0．9人。从2000年起，牧区遭到连续的自然灾害，同时也有些家长想把孩子送入好一些的学校，为此，他们纷纷“游牧”到城市，在市近郊支起蒙古包或盖起简易木板房。站在乌兰巴托市中心的广场向四面眺望，只见这个草原之都已被蒙古包严严实实地“包围”了起来。[详细]

　　在过去20年间，不断有牧民被迫放弃以前的游牧生活，迁居首都乌兰巴托。如今，在乌兰巴托以北数英里的区域已经崛起一个巨大的“棚户区”，包括许多前牧民在内的70多万人扎堆挤在破旧不堪的蒙古包中。“棚户区”人口已占蒙古全国总人口的1/4。“棚户区”的生活非常贫困，这里没有平整的道路，没有公厕，也没有自来水，更严重的是几百平方公里大的居民区竟然没有上下水道。这种事情在中国是无法想象的。这里犯罪、酗酒、贫困和绝望程度都很高，因此，许多牧民晚上都会锁门。

　　贫富差距扩大速度惊人
　　乌兰巴托的穷人大多是因气候等原因而失去了牧场的牧民，他们没有固定工作，只能靠打短工度日，生活处于极端贫穷之中。这个人口膨胀、四处布满了贫民窟的都市的裂痕正变得越来越大。贫富悬殊正以惊人的速度扩大着。现在蒙古的经济命脉基本掌握在少数寡头手中。这些人中很多都是市场经济初期政府的大官僚和他们的子女。他们开着宝马、丰田等各种豪华车，在一个基础建设仍然停留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城市中，开始了对现代化的追求，也让那些原本生活在辽阔草原的牧民们，有了新的欲望。

　　目前，大约有35%的蒙古人的生活处在贫困线以下，其中有很多人没有能力负担生活所需的基本食物。因贫困引发的社会问题也层出不穷：抑郁、酗酒、家庭暴力和犯罪。蒙古的冬天很冷，温度最低能达到零下25摄氏度。因而冬季对于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来说是一个相当难熬的季节，他们不得不到城市的下水管道系统去生活。酒精中毒在乌兰巴托的穷人和失业者中非常普遍。在冬季气温降至零下40华氏度之后，喝得酩酊大醉的人越来越多。如果警察巡逻时未能及时发现喝得不省人事的醉鬼，他们会被冻死。[详细]

　　在前苏联时代，许多工厂倒闭后，成千上万的人离开乌兰巴托，重新回到大草原。但是，“他们放牧的本领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不会饲养牲畜，也不知道如何度过寒冬。”令人遗憾的是，他们也不适应城市的竞争。前不久，年轻牧民奥奇克胡携家带口来到乌兰巴托定居。他想买一辆二手车，然后跑出租，他相信会过上好生活。他说：“我们虽然不能在乌兰巴托饲养牲畜，但对抚养我们的孩子来说，它是个好地方。”奥奇克胡对新生活的憧憬没有冲淡自己心里的呼唤：“老天，我真想念我的马。”他的孩子们长大后肯定很难适应游牧生活了，他们可能会更喜欢牛仔裤、可乐、汽车，而不再会是蒙古靴、马奶酒、骏马了。

　　被蚕食鲸吞的游牧文明
　　近年来，蒙古国依靠矿产业迅速增加政府收入，而传统的畜牧业却在日渐萎靡，大量的牧民被吸引到采矿业及相关行业。这与内蒙古的情况十分相似，在内蒙锡林郭勒草原，几百年来蒙古人沿袭着最传统的生活方式。然而，随着生态恶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深入，更为严重的是内蒙疯狂的采矿业，游牧人的生活方式正在巨变。认天为父，认地为母，以狼为图腾，千年的历史沉淀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迅速的消弭。再过多少年“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样的诗句可能就只能存留在记忆之中了。[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