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社科院历时一小时的演讲中，多次提到中德建立“公平、平等”的贸易关系问题。在欧债危机的背景之下，走向欧洲市场正是中国扩大全球投资的机遇所在。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提出“走出去”战咯，促使大批中国企业到国外进行资源开发和承揽工程建设项目，目标国家则多以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主。然而，随着2011年初中东北非地区多个国家发生大规模抗议活动，中资公司不仅因为地区骚乱蒙受巨大的财产损失，甚至接连发生中国工人被劫持事件，且人数还在不断增多。使得中国“走出去”面临的危险性持续存在。

相比而言，欧洲市场就要比非洲市场和拉美市场更为优越。不仅政治稳定、市场运营机制和法治都较为完善。默克尔访华更向中国透露了“欧洲市场放宽”的信号，这都给中国企业提供较多的机会。以往欧洲市场由于准入机制完善，并未给中国留下较多的投资空间，如今欧债危机反而能够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打入欧洲市场。

从另一方面来看，十年来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不断陷入“并购陷阱”，并购成功的企业不是“消化不良”就是买来“毒资产”，令收购者苦不堪言。中国在投资欧洲所面临的诸多旧有困难，直到今天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首先，欧洲的劳动力结构、社会福利体系需要我们进行更多的研究。例如欧洲蓝领工人的工资普遍过高，中国企业在收购这些欧洲本土企业之后，该如何管理高福利体制下的劳动力，就对中国企业构成了重要的挑战。如果工人的社会福利受到损失，工人很有可能会选择罢工——这样的罢工又是受到当地法律保护的。中国的公司已经习惯了我们自己的劳动力模式之后，能不能够成功的驯服、或者说适应欧洲的劳动力结构，这是无法避免的问题。

其次，我们能不能够迅速学会欧洲当地的法律法规。欧洲的法律是非常完善的，其法治传统甚至远早于民主和自由的传统。而“完善”的另一面，也表明了它的庞大繁冗，我们有没有足够的专业人才、充分的经验去应对这种法律体系？因为很有可能其中一个条款没有解读清楚，就会对未来的企业生产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失。

当下，欧元区必定要经过一个长时间的、痛苦的调整期。从政治层面来看，欧洲是一个民主社会，但是精英和民众之间却存在一定的分歧。

一方面，默克尔、萨科齐这样的精英自己明白，在全球化的时代，如果欧洲自身不努力，就会在世界进程中落后。默克尔在达沃斯冬季论坛上也提到过：“如果欧洲还不做出改变，我们很可能变成一个旅游胜地。”另一方面，即便精英的急迫感十分强烈，但很多民众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无法接受这些改变——政府一旦紧缩财政，我可能就会失业、会降工资、会失去免费医疗，我的孩子就要多交学费，那我们当然要上街游行抗议。

事实上，这正是欧洲“福利病”的体现，过度福利就会丧失工作效率，过度的公平就会有碍效率。欧洲整个社会偏向公平理念而损害了效率，就是这次金融危机带来的教训。如今，欧债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已经显露出来，由于欧洲陷入债务危机，使得消费欲望、购买力都在下降，间接导致中国出口大幅下降，而欧盟又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全球市场信心不足，世界经济复苏的进程缓慢，对中国造成的不利影响不言而喻。如果欧债危机再继续拖延下去，世界经济陷入低速增长的时间，恐怕会更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