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革命年代里，他14岁便参加学生运动，21岁当选陕甘边苏维埃主席。毛泽东赞他“比诸葛亮还厉害”；改革岁月中，他临危受命，在广东开启了一场史诗般的实践，为中国的未来“杀出一条血路”。他就是习仲勋，这位老人离开我们已有11年，而他一生的言行事功，值得中国人长久铭记……[滚动消息]
文革中，他对红卫兵说:“你们要揪斗我,好,我跟你们走,要走就快走。”被批斗完,要离开西安时,他说:既然我已经来了,就让我吃碗臊子面吧。某种程度上,这正是他经常要面对的困境:在坚守原则与体谅他人之间挣扎。[详细][习仲勋在陕甘：山崖边上中枪命悬一线]
习家的生活远远算不上优渥。习近平还记得，兄弟姐妹逢年过节也会去人民大会堂、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一些晚会，当有人问起谁家的孩子穿得这么破烂,“知道的人就说这是习家的孩子”。[详细]
1979年，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习仲勋发言说：“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这个想法得到邓小平的支持，他告诉习仲勋：“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详细]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原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受命，率一批干部离开延安，奔赴东北，开辟东北解放区，在遴选西北局书记一职时，毛泽东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这一年，习仲勋33岁，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毛泽东对习仲勋这个评赞，始于十年前的印象。1935年，他率领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根据地，在几处村落墙壁和大树上，看见张贴时日已久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布告》，上面署名“主席习仲勋”。后来，他在瓦窑堡，从被“左”倾分子关押中释放出来的同志里，见到习仲勋后，感到惊讶：“这么年轻。”[详细]
在1948年1月4日致中央和毛泽东的电报中，习仲勋指出，那种认为地主、富农占中国农村百分之八左右的观念在老区必须改变，否则势必犯严重错误。
习仲勋认为，在老区发动群众运动，要坚决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左”倾形式主义。他列举了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发生的违犯政策的现象：在辛店贺家石村，边区文化协会的工作团规定，民兵吊地主、打干部。许多群众斗争会上，总有几名打手，专门捆、打、吊、烤，弄得人心惶惶。他指出：“这种‘左’的情绪，不是群众原来就有的，而是干部带去的。”[详细]
解放后，习仲勋任西北局书记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面主持西北党、政、军工作。
1952年，习仲勋奉调到北京，任中宣部部长、兼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后又任政务院秘书长，协助周恩来总理工作长达10年之久。[详细]
1913年10月15日，习仲勋出生于陕西省富平县一个农民家庭，1928年入党，1934年11月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1935年春，陕北、陕甘边两块革命根据地在反“围剿”战争中连成一片，合并成立西北革命根据地，习仲勋任中共西北工委领导成员，并继续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成为陕北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后来在瓦窑堡，毛泽东第一次见到时年22岁的习仲勋。这时，习仲勋刚刚从“左”倾错误路线的牢中被释放出来，毛泽东颇感惊讶：“这么年轻。”[详细]
在陕北根据地，少数老同志中曾有一种议论：“陕北救了中央。”习仲勋严正指出：“这句话应该倒过来：“中央救了陕北。”他列举了毛泽东和党中央长征尚未到达陕北前，陕北根据地“外受国民党重兵‘围剿’；内遭‘左’倾路线的危害，许多优秀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下级军事指挥员被枪杀、被活埋。毛主席不到陕北，陕北根据地就完了；毛主席晚到四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要不是毛主席‘刀下留人’，我早已不在人世。他们(左倾机会主义者)已给刘志丹和我们挖好了活埋坑。”[详细]
新中国成立前后，在青海，大小叛乱很多。青海军阀马步芳部发动叛乱，被人民解放军剿灭。平叛之后，残余叛乱分子拉拢项谦叛乱，让他出任“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军长。为了和平解决问题，习仲勋前后数十次派人争取项谦。项谦一度归顺，不久又反叛。受习仲勋委派，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去做项谦的工作，最终使项谦在1952年7月1日向投诚，此后再未反叛。毛泽东十分赞赏，称赞道：“诸葛亮有个七擒七放，我们还多，我们来个十擒十放。”后来，毛泽东见到了习仲勋，开玩笑地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详细]
1953年9月后，习仲勋历任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中央委员。1959年4月，他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习仲勋参与国家重大方针、政策、法规的研究和制定，以及重要的国务活动和外交活动。习仲勋主持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条例，为规范国家机关活动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他在国务院协助周恩来总理工作长达10年，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称赞。[详细]
1978年的一天，刚恢复工作的习仲勋对身边的机要秘书说：“康生一个条子，毛主席念了一遍，就搞得我十六年都没有工作，我这十六年的大好年华都浪费了。”在习仲勋一生所遇到的挫折与坎坷中，小说《刘志丹》冤案就是最大的一个。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习仲勋因所谓“《刘志丹》小说问题”，遭康生诬陷，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残酷迫害，被审查、关押、监护前后长达16年之久。[详细]
粉碎“四人帮”后，习仲勋满怀信心地投入到新的工作之中。1978年3月，习仲勋当选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978年4月，习仲勋离开北京，正式到广东上任，担任省委第二书记。同年底，习仲勋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1979年12月，在广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当选广东省省长（任期至1981年2月）。1980年起，习仲勋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主政广东期间的习仲勋，为广东的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详细]
1948年习仲勋就陕甘宁边区近期的工作，特别是就“左”的做法造成的危害，在致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电报中十分痛心地指出。[详细]
1947年习仲勋夫人齐心随慰问队来到前线，习仲勋见到她是十分惊讶，他非常生气，当着众人严厉地批评齐心说。[详细]
1963年习仲勋受隔离审查，他用空余时间在后院空地上种了一大片玉米、蓖麻和蔬菜等，收获多半交公，但他并不安于优越，他如是说。[详细]
习仲勋多次到中港边界视察。当在收容站看到那些被关的私渡农民，他哭了，说了一番动情的话。[详细]
习仲勋为特区创建、杀出一条“血路”熬白了头发。一年后他上调中央，但依然心系特区。他曾多次到深圳调研，叮嘱说。[详细]
秘书贾延岩被同事非议时，习仲勋鼓励他说。[详细]
习仲勋对儿子并不溺爱娇纵。为了逃避上学,习远平曾跑到院子中淋雨，结果却被父亲看穿了心思：“你要是想跟我耍花招—装病逃学，我决不会迁就你！” 习近平儿时穿着的衣服，不但补丁摞补丁，而且多是兄弟姐妹辗转相传下来的。尽管声明过“绝对不干”，但他也不得不穿姐姐的“花衣服、花鞋子”。当习近平因同学笑话而不愿穿女孩子的鞋子时，习仲勋却对他说：“染染穿一样。”[详细]
在习家，平时住校的子女逢年过节回家后，先是在墙根上站一排,接受习仲勋的训话。习近平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了父亲的训话内容：“也就是讲他自己怎么参加革命，你们今后一定也要革命，革命是怎么回事，我们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有的时候很想去玩一玩，很不耐烦，但是也不敢不听，这些东西也就潜移默化了。"[详细]
1969年，受父亲被打倒之累，不满16岁的习近平不得不前往延安市下属的延川县农村插队，并很快成为当时延安近3万名北京知青中“第一个当生产大队支书的”。 在此几年间，习家几个子女和他们的母亲都没有与受批斗的习仲勋见面的机会。直到1972年冬，一家人才得以团聚。暗暗告诫自己“一定要坚强”的齐心没有想到，被关押的习仲勋见到他们时竟然落泪了，还连连圆场说：“这是高兴的。”[详细]
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习仲勋还曾多次对儿子习近平说："近平，不管你当多大的官，不要忘记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真真切切为百姓着想，要联系群众，要平易近人，对干部有毛病有错误，要先跟他打招呼让他改，要是他还是不改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批评教育要从严，但要给人出路。" [详细]
如果把人生比作长河的话，我和仲勋相伴58年(1944年4月2002年5月)，可算是度过大半辈子了。尽管我在仲勋同志身边工作的时间不长，但是在那些可数的时日里，值得回忆的往事依然很多很多……
在我和仲勋同志相伴的日子里，我一直把他对我说的"工作好、学习好，一切事情都处理好"当作人生的座右铭。年轻的时候，我对他的这三句话不能完全理解，有时甚至感到太抽象。可到了现在，回想起仲勋同志的话来，才深深地领悟到了这些话的含意。我觉得能够和我崇敬的师长、丈夫和挚友习仲勋同志生活在一起，过一辈子，是无比幸福的。[详细]
仲勋同志非常爱女儿，工作之余常把未满月的桥桥抱在怀里。记得有一回，一不留神孩子尿了他一身，见此，我尴尬得不知所措，仲勋却笑着说："子屎不臭，子屎不臭。"
自从桥桥降生以后，只要仲勋工作稍有间隙，就会把女儿抱来看看，有时他还亲自为孩子拍照片。当桥桥稍大一点时，仲勋如有机会就带着她外出活动了。尽管仲勋非常疼爱孩子，但他对孩子从不娇惯。也许是仲勋特爱孩子的缘故，所以他特别重视从严教子。我们的两个儿子从小就穿姐姐穿剩下的衣服或者是花红布鞋，就是在仲勋的影响下，勤俭节约成了我们的家风。[详细]
习老为人谦虚谨慎，淡泊名利。他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只有两次例外，一次是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建国五十周年庆祝大会，一次是出席深圳特区成立二十周年纪念大会。[详细]
从1978年到1980年，习仲勋主政广东3年，带领全省人民基本完成了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实现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工作。他代表省委向中央提出赋予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试办经济特区，为广东争取到“先走一步”的“尚方宝剑”，至今为广东人民深深感念。习仲勋为加快特区创建、“杀出一条血路”熬白了头发。一年后他上调中央,但依然心系特区。[详细]
1980年初冬，任仲夷调入广东，主政南粤，不久就得了一个绰号“任你胡来”。因为他提出了著名的“三放”原则，还制定了“给蛇口放生”的“31号文件”。后来他还提出“三个更加”和“两个坚定不移”。他曾经顶住压力两次赴京说明情况，但始终对特区建设坚定不移。亲历这一严峻时期的广东干部至今感念至深：如果当时他选择明哲保身，广东肯定会是另外一种样子。一顶鸭舌帽，一副清癯的容貌，一句句幽默精辟的论断……任仲夷离开我们多年，但缅怀这位“老书记”的文章报道不曾间断。[详细]
谈改革开放经济特区，怎么也绕不开的一个人：吴南生。这位89岁的改革闯将，不仅是广东省委原书记(时设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经济特区的主要拓荒者,更是特区30年风雨历程的最好见证者。他最早提出“广东先走一步”，并以“要杀头就杀我”的豪言，主动向省委请缨办特区。是他,牵头研制《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是他,找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拿到3000万元国家贷款移山填罗湖；是他，大胆突破计划经济的一潭死水，让特区闯出一条“引进外资,实行市场经济为主”的新路。[详细]
袁庚，深圳蛇口工业区的缔造者。提起袁庚,就不能不提那句曾响彻神州大地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而他所创办的我国第一个对外开放工业区深圳蛇口工业区，被誉为“特区中的特区”，比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事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早两个月，比经济特区的成立早一年多。袁庚主政蛇口工业区期间，大胆主持开展劳动分配制度、工程招投标制度、干部人事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城市居民住房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城市改革，这些超前试验为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借鉴。[详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