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官者：官都不做了，要干什么？
沿海地区，辞官下海者占多数
周慧资料图
对于周慧辞职后的去向，他自己表示最近会出国，知情人称他可能去经商。纵观近年官场中那些从体制内走出体制外的群体，在年龄、地域和行业构成上有一定的特点，30~45岁左右的居多，这正是人精力较为旺盛的一个时期；沿海地区居多，如广东、浙江和江苏等地；在经济部门待过的居多，因为这些离开体制者，绝大部分的选择都是商界。
沿海地区官员辞官下海似乎早有传统，以广州为例，当地媒体统计，仅2000年1月至2003年12月的3年间，广州就有29名科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下海”。去年9月到11月间，同样也有三名广州明星官员辞职从商。[详细]
但非唯一选择：投身公益、海外求学亦有之
除了经商，不少辞官者往往会投身公益，“看起来比较符合过去的身份，即使是利用过去影响力，也属于正能量”，一名辞官后的受访者表示。民政部慈善司原司长王振耀就是直接辞官，投身慈善事业的。变身后，王振耀得出一个体会——当“院长”比当“司长”还要复杂、综合得多。
选择求学，在辞职官员中也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北京市昌平原区委书记关成华的辞职可谓“一波三折”，他现在北京团市委书记任上就提出了要辞职深造的请求，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派到昌平区担任任区长，直到2010年，在他42岁之时，才在昌平区委书记的任上“如愿以偿”，获准辞职奔赴哈佛大学学习，回国后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式辞官的复杂性
官本位思想挥之不去，官员有进无出成常态
在90年代下海朝之后，官员辞职反而显得谨慎得多。“有些官员的官本位思想不但没有淡化反而越来越增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这些年来政府通过权力获取资源的能力在增强，一方面，在政府可以获得优厚的待遇和社会资源，另一方面，现在市场上获取成功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了。”
在90年代下海朝之后，官员辞职反而显得谨慎得多。“有些官员的官本位思想不但没有淡化反而越来越增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这些年来政府通过权力获取资源的能力在增强，一方面，在政府可以获得优厚的待遇和社会资源，另一方面，现在市场上获取成功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了。”
随着官场生态的转变，“走”成为上策
如今当官的难度越来越大，不再像从前那样光有权利而无责任和义务了，尤其最近几年随着市场的逐渐规范，政府审批权限的逐步萎缩，当官的“甜头”可谓越来越小了。随之而来的是为官者为民做事的压力，规范自身党纪、政纪作风的压力，于是这些官员萌生了辞官的念头。正如记者从温州市政府相关人士处了解到，从目前来看，周慧辞职原因很简单，“现在官员纪律方面抓得越来越严，他感觉工作压力比较大。尤其他的大家族都在意大利，如果还在岗位上，就无法和家人团聚，所以辞职。”[详细]
还有一些官员在位时捞了不少钱财（如贪污受贿等），干了不少“见不得人”的肮脏事，如今"打虎拍苍蝇"反腐运动的规模、力度和时间长度出乎很多人意料，让这些人胆战心惊，唯恐东窗事发，弄个鸡飞蛋打。于是他们想到了三十六计中的“走为上计”，一走了之，从此或者过太平日子，或者利用非法占有的钱去赚取更多的钱。
这些人的存在，给辞官者蒙上了一层阴影。官员辞职在外国不稀奇，做官或重操旧业、另谋职业都是常有的事。按理说，领导干部自愿辞职在如今的中国也属正常。然而，由于各种原因，理论上说得通现实中未必行得通，如果不是迫于无奈，官员辞官不做，还是让人感到意外和另类。主动辞职的官员，包括周慧在内都会引起五花八门的揣度：官员辞职是因为他们已经捞得盆满钵满了，再不走以后就很难“金蝉脱壳”吧……
辞职后的“权力余热腐败”仍然是一块心病
官员辞职后的去向大多与从政时期主管的业务有或多或少的联系，企业在选择聘用辞职官员时看中的也正是他们的能力或关系网。以下海经商为例，表面看是回归了普通公民身份，但在一定时期内，其原所掌握的公共资源还会发挥作用。在上市公司中挂职的前官员的百万年薪也不是白拿的，他们使企业在税收、政府补助等方面获得了更多的好处。
这中间是否涉及到权力腐败，是大家最为担心的。官员“下海”经商应有怎样的程序，一直没有完备起来，就连官商关系的正常限度在哪里，也一直是缺乏的。而权力与资本之间的关系，则越来越深入，制度已严重落后于现实。“权力余热腐败”仍然是官员辞职现象的一块心病。
官员辞职，还要“稀奇”到何时
俗话说，物以稀为贵，副县长“辞职感言”引起热议是“物依稀为奇”，因为少，所以才好奇，所以才会热烈的议论，如果经常有这样的现象，那么，也就不足为奇了。
官员辞职常态化，将意味着特权的消失
周慧把辞去公职当做“只不过是换了个工作”的观点是值得赞同的，这也是官员岗位正常化的一种趋势，应该。其实，官员岗位正常化了，才意味着特权的消失，超额福利的消失。然而一个两个的官员跳槽不能证明这种官场之于社会市井的良性互动态势，而一旦呈现规模性跳槽之后，就能够证明官场不再是唯一成功的途径，也不是致富的捷径。
官员辞职，是否该设道“防火墙”？
在支持官员自由选择，重新流向社会的同时，公众的议论中表示了这样的担忧，官员辞职，有无离职审计？众所周知，对离任的党政干部，我们有离任审计的制度设计。对辞职的官员，能否也进行辞职审计呢？审审他们辞职时的财产与收入是否吻合；审审他们过去的工作中是否存在经济问题；审审他们是否带走了用来谋利的政策秘密；审审他们是否为离开政府预先铺好了道路……
离职审计，既是对权力监督的补充，也是对辞职官员的一种澄清和爱护。当官场与市场之间的各种隔阂和藩篱逐渐被打破，官员辞职和体制外人士进入体制，将不再是引起社会热议或疑虑的敏感话题，同时也更加有法可依，有规可循。那时，将会有更多的人有了周慧如今的感受：如同拨云见日，沐浴在春日暖阳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