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全国“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见中外记者。图片来源:人民网

总理这一年:李克强的开局妙招

这是李克强和他的伙伴们兑现承诺的时刻。

2014年3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站上演讲台,向这个国家交出新一届政府执政后的首份“成绩单”。

一年前的两会上,这位58岁的经济学博士刚刚成为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七位总理。他根据宪法提名了国务院的新任副总理、国务委员、部长、央行行长……组成了新一届政府。那时候,他提及“改革”的次数多达29次之多。他许下承诺:中国的红利将是改革。

开局之年,是一个指向中国未来的路标。在这一年里,“李克强经济学”、“简政放权”、“上海自贸实验区”……成为了李克强和新一届政府执政棋盘上的接连妙招。

“李克强经济学”

  渣打银行的分析师曾在报告中如此描述李克强的新政元年:“我们一直怀疑,李克强是否会推动重大改革。然而,我们低估他了,低估了他为推行政策而冒更大经济下行压力风险的决心。”

  2013年6月20日,是足以载入中国银行史的一天。这一天“银行间互放高利贷”的局面开始了,银行间隔夜回购利率最高达到史无前例的30%,而过往这项利率往往不到3%。此前的十几天里,银行们期待的央行“上帝之手”并没有像以往一样救它们于水火。

  刚刚过去的一天,国务院召开的常务会议彻底浇灭了银行们对央行“放水”的盼望。会议为未来一锤定音:“把稳健的货币政策坚持住、发挥好,合理保持货币总量。”

  在李克强新政百日,银行“呼风唤雨”的好日子过去了,媒体开始频繁使用一个词:钱荒。

  在李克强主导的国务院里,银行们熟悉的那个央行变了。尽管人们对那位已经连任三届的央行行长其实并不陌生——2013年的两会上,李克强再次提名周小川为央行行长人选。

  往年遇到“钱荒”,周小川领导的央行,几乎在第一时间向市场投放资金平抑利率。然而这一次,周小川却选择顶住压力,直到6月25日才出手救市。

  于是,外界将周小川和他执掌的央行,解读为“北京的强硬路线”:李克强的新一届政府着手打击投机性信贷,周小川此举或有意贯彻要求。

  周小川后来关于“钱荒”的言论似乎更证明了这一判断,他说,这种情况过去没有发生过,银行发放贷款的冲动十分强烈,“需要把银行这种倾向调整回来”。

  李克强的看法与他的央行行长一致:“钱荒”或是倒逼中国金融改革的契机,唯有通过本币市场化才会逐步消除这一矛盾。

  这位曾师从萧灼基、厉以宁两位改革派经济学家的中国新任总理,打一上任就选择了站在后者一边,如此描述他的财政货币政策:“如果我们放松货币政策,多发赤字,那就像就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

  今年5月,李克强就曾发表感慨:“靠刺激政策、政府直接投资,空间已不大,还必须依靠市场机制。如果过多地依靠政府主导和政策拉动来刺激增长,不仅难以为继,甚至还会产生新的矛盾和风险。”

  “这是新政府摒弃扩大投资拉动经济的老路。”党报《人民日报》如此评论:李克强将2013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定在7.5%——因为中央希望今后的中国经济增长是要实在的、有效果的、没有水分的增长。

  与中国早年的历届政府相比,如今国务院的团队越来越懂得经济。李克强的四位副总理中,就有张高丽、马凯两人有着经济学背景,而汪洋则是曾在地方主推改革的官员——主政广东时,他就以淡化GDP考核著称。

  在李克强履新之初,有媒体曾用一句话归纳他的“李克强经济学”——“让中国经济重回市场的轨道。”

“放权”的部长们

  财经评论者水皮将新一届政府的执政哲学总结为——“货币纪律,市场自由”:管好政府、管好央行,放开对民企和市场的管制——这与过去“松货币,紧市场”截然相反。

  在开局之年,“简政放权”是李克强和国务院的“当头一炮”。中共十八大刚刚闭幕的第6天,还是副总理的李克强就主持了国务院改革座谈会。他的一句话开始不断出现在他和他的国务院同事口里——“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总理,李克强自始至终有一种清醒的历史自觉。在完成换届的两会上,他就代表国务院许下承诺:现在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还有1700多项,本届政府下决心要再削减三分之一以上。

  李克强没有强调政府要做什么,而是首先厘清政府不做什么。“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政府管住、管好它应该管的事。”

  面对中外媒体记者,李克强说要让国人们走出“公章围城” :“这是削权,是自我革命,会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觉,但这是发展的需要”,“我们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言出必行,说到做到,决不明放暗不放,避重就轻,更不能搞变相游戏”。

  半年后的达沃斯论坛上,李克强如此总结:“半年之内已经取消和下放了200项,这些都是触动利益的事情。但是,我讲过我们会用壮士断腕的决心推进改革,做到‘言必行,行必果’。”

  副总理张高丽则要求地方官们:“向市场放权,为企业松绑,坚决反对官僚主义。”

  李克强和他的伙伴们说到做到,直到2014年1月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仍然在召开常委会,决定进一步推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三项措施。

  于是,发改委、财政部、教育部等近 50 个部门,分别在各自的官网上挂上了诸如“某某部公开行政审批事项目录”的目录——晒出“权力清单”、亮出“权力家底”。

  人们开始发现,在开局之年,李克强提名的部长们开始压缩自己的权力:高虎城领导的商务部,分两批共取消了10项行政审批权;蔡武领导的文化部,则仅保留4个行政审批事项;苗圩领导的工信部则承诺到2014年年底前,实现减少全部审批项目1/3以上的目标……

  2014年2月15日,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再次取消和下放64项行政审批事项和18个子项。

  有人做了统计:本届政府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达到约400项——开局之年已完成了50%的预定目标。

“上海试验”

  2013年9月29日,同样是值得写入历史的一天:这一天,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在现场发表致辞,他说,上海自贸区重在制度创新,重在改革开放。

  开局之年,上海开始成为“李克强经济学”的试验田。在这片28.7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中国政府简政放权、转变职能、改善治理的全新尝试集中展开。有人甚至放言,上海自贸区的意义堪比1979年深圳特区。

  关于自贸区,上海原本提供的方案只是上海高桥保税区的升级版,并不包含金融层面。直至2013年3月,新一届政府上任,李克强在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调研时明确表示:研究如何试点先行,建立一个自贸区,进一步扩大开放,推动完善开放型经济体制。他认为,中国走到了这一步,就该选择一个新的开放试点。

  在对这片试验田征名的时候,作为一直主推改革的官员,国务院副总理汪洋提出,要把园区的名字改成“中国(上海)”。汪洋在听取上海关于自贸区情况汇报时说:“试验区的名字叫做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充分表明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不单单是上海加快转型发展的重大举措,更是一项事关改革开放全局的国家战略。”

  媒体的公开报道中,上海自贸区计划曾招致多部门反对。李克强最终力排众议,使自贸区方案获批。5月29日,商务部正式发函征求25个相关部委意见。至6月底,各部委都已书面反馈了修改意见。这其中包括63处修改意见。在此后的沟通中,仍有12项意见存在较大分歧,但在一些问题上,人们的意见趋于一致。

  8月,作为商务部部长的高虎城,接受国务院委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草案说明。他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内,暂时停止实施四部法律的有关规定——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正式出台和相关配套产业政策的出台扫清障碍。

  这一年,61岁高虎城的刚刚被李克强提名为中国的新一任商务部长。此前,这位资深商务专家,曾担任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正部长级)。外界对他的印象是,敢于也善于“啃硬骨头”。

  以自贸区的实践来看,从核准到备案的转变,简化了政府办事手续。投资者通过自贸区“并联办事系统”,在4个工作日内就可同步办妥备案证明、营业执照、企业代码和税务登记。

  这比中国内地原本的审批时间缩短了近九成。根据世界银行集团此前对183个经济体的调查,创办企业所需时间成本:中国内地是38天,香港是3天,高收入国家是17天,印度是29天。

  “它将成为李克强总理改革的试金石。” 外媒评价道。

  上海自贸区挂牌后,一度传出多地向国务院投书争当第二个试验田的说法。2013年12月12日,这一消息得到了中国商务部国际经贸关系司副司长孙元江的证实,他说:在未来两至三年,上海自贸区的政策将推广到全国,以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

环保政府

  2014年的2月26日这天,陕西镇安初中女孩江欣桐收到了一封特殊的回信。信件的署名者正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一个月前,这个初中女生将一封关于“环保”的亲笔信,交到赴陕考察慰问的李克强手中——这个国家需要一位改革总理,同样也需要一位环保总理。

  在给女孩的回信中,李克强写道:“如何兼顾发展与环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方程’”,“我们正在想办法给这个方程寻找‘最优解’,走绿色发展道路,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他写这封信的时候,雾霾正笼罩中国六分之一的国土。这个国家的环境问题到了决战时刻。14天前,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他刚刚宣布:“要打一场治理雾霾的攻坚战、持久战。”

  那天的会议上,李克强叫住了他的环保部长周生贤:“你先别走,我还有几个问题。”

  他指着汇报材料追问了数十个问题:“提高对燃煤发电企业脱硫、脱硝电价的补偿标准,已经完全落实了吗?”“新能源汽车的购买补贴是否该加大力度?”“提高主要污染物的排污收费标准要从哪里征收?增加多少?”“调整成品油消费税,有没有经过充分论证?”

  开局之年的很多细节都在证明,李克强和他领导的国务院,将像人们期待的那样,成为一届“环保政府”。

  2013年3月,履新后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李克强许下“铁腕治霾”的承诺。2013年6月,他专程到环境监测站,强调污染检测信息发布必须“公开、透明、准确”。2013年9月,他领导的国务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常务副总理张高丽,在《求是》杂志发表题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努力建设美丽中国》的署名文章:“有的地方在发展中片面追求速度,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经济增长;相关法律、政策和考核体系还不能适应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

  在开局之年,李克强和他的伙伴们,已经开始考虑中国产业转型的出路。

  在成为总理的第一年,李克强向国内外资本发出邀请:“节能环保产业在中国拥有巨大市场,可以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我们鼓励民营和社会资本进入这一领域,也愿推动节能环保产品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更多走向世界,向各国开放。”。

  两个月后,他的同事——主管工业、交通等工作的副总理马凯就出现在了深圳、合肥和芜湖的新能源汽车企业。他向行业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号:新政府将继续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

  两会前的那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强调:“政府说到就要做到,决不能放空炮!”——无论对于环保,还是对于改革,这都是他的一贯态度。

  他在用行动证明一年前他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所说的话:“我们不能以牺牲环境来换取人民并不满意的增长。政府要以更大的决心来让人民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