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呼吁废“另类劳教”

有人大声喊张青的名字，浑身赤裸的张青，下意识夹紧双腿，小步前行。此前，她把要好姐妹的电话，偷偷写在了大腿内侧。

这里是北方某座城市的看守所，因卖淫被抓，张青被送往此处进行为期半年的“收容教育”。

进收容所前，她已从他姐妹口中听过关于这里的传闻，但百闻不如一见，这里的生活令这位40多岁的农村妇女瞠目结舌。

第一个印象是“贵”。 张青被抓时没来得及带钱。在收容所里，一切都需要自费。衣服、漱口杯、被子、牙刷、脸盆、饭盆等一些生活用品，加上体检费，就要收取800元。

张青不敢联系家人送钱，于是打了白条。但很快她发现，没钱在这里寸步难行。收容所里有个小卖部，可以买到榨菜、鸡蛋、方便面等食物，“但价格是外面的两三倍，外面卖一块五的咸菜，这里卖两到三块，一小瓶饮料得十来块”。

收容所内每月需缴纳200元的生活费，交不上钱的，每顿只发窝头，其他人则是馒头和稀饭。

啃了几天窝头后，张青最终决定往家里打电话，但时限3分钟，不可使用方言，不可说收容教育所不好。在管教的监视下，她只说了自己被抓，需要钱和送钱地址。

吃饭之外的时间更难熬。刚进来的“新生”需要背诵收容所规定“33条”，比如任何地点不能大声喧哗也不能耳语，“想和人说话就得像做贼一样”。

过了新生期后，收容所的每日生活大致可分为两部分，第一件事就是在大教室里坐军姿。满屋子穿着粉红色教服的妇女们坐得板直，不准说话不准动，“坐得屁股疼死了，连凳子上有几个洞都感觉得到，直到屁股上坐出黑色的硬皮，才渐渐麻木”。

第二件事就是劳作，她们称之为“叠纸袋”，将纸巾码得整整齐齐放入塑料袋中，“据说是国外一种用来包狗大便的纸袋”。

叠纸袋看似容易，其实细致繁琐，不能褶皱、完全对齐。因怕纸张飞走，炎炎夏日不让开电风扇，张青和姐妹们常常大汗淋漓。

“不停重复同一个动作，一个小时下来，我的肩膀酸痛得不行。”但几乎每个人都在拼命地干。只要完成工作量，就能缩减被收容的天数。

也有其他减少收容天数的捷径，比如收容所曾举办过油画比赛，事先承诺参赛学员可获加分，缩减收容天数。张青等学员认真花了半个月，但最后得知除了获奖的3人外，其他人想加分需要交100元“买画纸”。

“这里就是无底洞，几乎处处花钱。”张青说，她在收容所半年，省吃俭用也花费了五六千元，而一些过得好些的学员，花费上万元。

张青说，收容所规定，每周一个宿舍中有3个人可接受家属探视，亲属需向收容所缴纳200元探视费，“这些钱从未有详细名目，也不知收取用作什么用途”。

类似的情形在其他收容所也有发生。媒体曾曝光，深圳市收容教育所内一名医生向一名失足女索要万元，称失足女如不给钱随时会被收教半年，并称此前曾多次收钱帮人摆平类似事情。此事经媒体曝光后一度引发热议。

“不论是看守所的律师会见，还是监狱的家属探视，都不会收任何费用，收容所这种收费完全没有依据。”朱列玉说。朱列玉是来自广东省的全国人大代表，曾担任过法官和律师，他认为因为收容教育制度程序不透明，标准不确定，司法随意性，导致收容教育成为了腐败的高发地带。

“收容教育的决定机关、执行机关都是公安局，其判断具有随意性。导致现实中的寻租空间特别大，形成巨大的腐败黑洞”。朱列玉说道。

张青与“收容制度”的相遇，有些猝不及防。

1993年9月4日，国务院公布《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此后，中国大部分一二线城市都设立过收容教育所。

数据显示，中国在2002年就有200个收容教育所，数百万人曾被收容。

虽然已施行20年，但在被抓前，张青对这一制度知之甚少。

她在城乡结合部租了一间平房，接客和住宿都在这里。出租房挂了按摩的牌子，但特殊服务只供给熟客。有姐妹警告过她，如果被抓“下场特别惨”。

她一直以为被抓就是拘留——按照法律规定，治安拘留最多15日，涉及严重犯罪的刑事拘留一般最长30日——但几进宫的同行给她普及了常识，“关进收容所最可怕”。

去年春天的一个中午，张青接了一名熟客，谈好价格70元，期间警察闯入，两人被带到派出所分开做笔录。最终，张青承认卖淫，并问警察，可不可以不进收容所，“警察说只有交罚款才能不进去，要五六万”。

张青拿不出这笔钱，她每个月的收入都寄回农村老家给母亲和孩子了。

随后，张青被送往拘留所，拘留15天。她想起了收容所的传言，请求回家拿点钱和生活用品，但被拒绝。

拘留7天后，她经历了一次提审，警方问话很简单，大约5分钟左右就结束了，并让她在笔录上签字。15天期满后，她接到A4纸大小的一张通知单，告知要对她进行收容教育半年。随后，抓她的派所处派来了警车，将她直接送到了收容所大门口。

路上，她抱着通知单哭了半天，她觉得自己要去坐牢了。直到现在，她仍分不清坐牢和收容的区别。

“这就是变相剥夺人身自由的处罚措施。”朱列玉说，收容所与监狱并无太大区别，除特殊情况可以短暂请假外出外，基本与服刑无异。

朱列玉称，如果是通过刑事程序剥夺公民人身自由，需要严格的法定程序，公安机关抓人、检察院批捕、起诉、法院审判、二审，公检法三方相互监督，多项程序保证司法公正。而收容教育同劳动教养相类似，都是行政机关通过行政程序，剥夺公民法定的人身自由。

此前，全国政协委员马光瑜则向全国政协提交了《关于尽快废止收容教育制度的建议》，他指出，《治安管理处罚法》中规定：“有两种以上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分别决定，合并执行。行政拘留处罚合并执行的，最长不超过二十日。”马光瑜认为，无需经过司法程序，行政机关可以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的时间最长不超过20天，可见收容教育制度有悖于相关规定。

收容教育所设立的初衷，是公安机关依法对卖淫嫖娼人员集中进行法律教育和道德教育，组织参加生产劳动以及进行性病检查、治疗的行政强制教育措施。

文件中特别强调，收容教育所应当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

二十年过去了，收容所的设立初衷实现了么？

2014年2月，记者见到张青时，她正身处深巷内一家小店中。小店亮起粉灯，她已重操旧业。对她而言，收容所只是一段噩梦般的插曲，并没改变她的人生轨迹。

她说收容所并未让她感受到阳光和美德，留下印象的只有“站岗的时候像木偶一样面无表情，坐军姿时像傻子一样无能言语，睡觉的时候像动物一样挤在一起”。她反而认为，因为将大量卖淫妇女聚集在一起，人性的恶被放大了。

张青说，从事这个行业的女人，多是敏感、自卑、易怒，进入收容所后，仿佛将人性中的恶放大了，“好人在这里忍气吞声，坏人则作威作福”。

张青认为，收容所失去效用的主要原因是管教方法不对路，“为什么用管理犯人那一套管理我们？”

关在收容所内的多为底层性工作者，“年轻漂亮的，很少关进这里的。她们挣得多，或者有关系，可以把自己弄出去”，张青说，许多人入行其实是生活所迫。

张青曾是一位按摩师，与老公离婚后独自外出打工，一心想多挣点钱给孩子和父母。她每天工作10个小时，每个月最多能拿到3000元，除了房租和饭费，所有的钱都寄回老家。

因常年按摩和过度劳累，她的手指患上了类风湿，指节开始变形，每次帮人按摩都钻心疼。几年前，一位按摩店的姐妹劝她：“要不去帮人打飞机吧。”

打一次飞机30元，相当于她按摩两个小时挣的钱。比较之后，她选择踏入这一行。渐渐地，也开始接受更多的业务。

她们常常在平房或深巷中，租下十来平米的小房子，门口立上一个“足浴”或“足疗”的小牌子，点上一盏粉灯，就算开业了。

她们接待的主要是农民工或老人，一次费用30到70不等，“就相当于两斤猪肉或4斤苹果”。

很多按摩女有完整的家庭，老公对此事也知情。“家里穷没有办法，我就想干一阵，给家里盖个新房子。”40多岁的蓝姐说，她被抓进收容所后，老公就告诉家里人，“我是搞传销进来的”。

也有对此事并不知情的老公，直到妻子被抓。李丽的老公得知事后，只是告诉孩子，说妈妈手机丢了，不能往家里打电话。

李丽被解教的时候，是老公接的他。李丽问他：“恨不恨我？”老公抱着她开始哭，他知道家里难，妻子才会做这一行。他只恨自己无用。

朱列玉认为，以金钱为媒介的卖淫嫖娼行为属于“无直接受害人的违法行为”，一般情况下，不会对他人、对社会造成直接和重大的影响，动辄对他们处以长达6个月至2年限制人身自由的收容教育，明显表现出处罚的过度供应，不能体现处罚与行为之间的对等性。

朱列玉举例称，按照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即使是构成刑事犯罪的故意伤害行为，如果仅致他人轻伤，一般只须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且实践中往往判处缓刑。

“难道两个不道德的男女以金钱为媒介进行一次隐蔽的性交易，社会危害性会超过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犯罪行为？”

朱列玉认为，在中国法治发展过程中，有三个制度饱受批判、争议：收容遣送、劳动教养和收容教育制度。

2003年6月20日，在“孙志刚”事件发生仅仅三个月后，国务院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2013年12月28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废止有关劳动教养制度的四部法律文件；对正在被执行劳动教养的人员，解除劳动教养，剩余期限不再执行。

收容遣送制度和劳动教养制度都已经废除，收容教育制度虽在施行，但争议声已四起。

2011年12月，广州男子小潘在嫖娼时被抓获，警方对其处以行政拘留15日，并收容教育6个月。

小潘不服公安机关的收容教育决定，向广州公安申请行政复议，公安机关维持收容教育决定，小潘又将公安机关告上广州越秀区法院，一审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小潘继续上诉至广州中院。

广州中院经审理后认为，可认定潘某存在嫖娼行为，但没有证据证明潘某存在多次嫖娼的恶习，公安机关收容教育决定证据不足应予撤销。

“我认为，对社会的现实，应当有所体谅。现实草根阶层的违法行为受到处罚的可能性更大，由此可能造成不公。因此，在行政管理的过程中还是应予适当宽容”，二审法官汪毅此后表示，首先需要认定“恶习”一词，对此法律没有具体界定。

汪毅称，《辞海》中对“恶习”的解释是“不良的习惯”。习惯，不是一次就能形成的，因此应该撤销上述案例中的收容教育决定。

这个案件轰动广州司法界，“收容教育制度的存废问题”，也再次引发讨论。

广州市政协副主席、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余明永在媒体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未经司法审判，就可以限制公民人身自由长达六个月至两年。明显有悖于人权保护原则，不是法治思维，更不是法治方式。”

余明永今年已向广州市政协提交提案，建议广州在全国率先停用收容教育制度，他认为广州已具备率先停用收容教育制度的环境。

朱列玉对此表示认同，他称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对卖淫嫖娼的处罚已有明确规定，对卖淫、嫖娼人员除了罚款、拘留外再进行“收容教育”，也违背了行政法的“一事不再罚”的原则，是双重处罚。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朱列玉已将《应尽快废除收容教育制度》提案准备好，准备在今年两会上提出。对于废除这一制度，他满怀信心。

他并非独行，已有媒体发表评论称“站在中国法治完善和进一步保障人权的角度看，缺乏法律授权、远远落后于时代的法外之刑必须被淘汰。劳教已经走入了历史，收容教育还会远吗？”

（部分受访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