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生族"：孩子比政策生早了

早产！——33岁的蓝宇“抢生”失败了。2014年1月，她的第二个孩子提前降生。比起北京的“单独二胎”政策，这个新生女孩儿整整早出生了一个月。

2014年2月21日，《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正案》公布，规定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可生育二胎。蓝宇过去一年多的忐忑和期冀，终于有了个无奈的结局。

由于生于政策实施之前，她的小女儿仍被认定为“超生”。计生干部告诉蓝宇，非京籍户口的她，必须回老家缴纳罚款。而且，因为“超生”，她和新降生女儿，今后都无法跟着丈夫落户北京。

即便在意外怀孕4个月时，蓝宇依旧曾有过犹豫和动摇。但亲戚鼓励她，年龄大了再生不容易……她也看到“卫计委正在研究政策”、“单独二胎将在2014年年初开放”的消息。那时候，她决定把孩子生下来。

漫长的赛跑拉开帷幕，蓝宇希望她子里的孩子，比二胎政策更晚一步冲过终点。那段时光，她每天都下意识地刷新新闻，紧盯一切关于二胎政策的消息。

2013年11月15日，蓝宇松了口气。这天国家层面的“单独二孩”政策公布，“赛程过半”——“全家都在等孩子在预产期之后出来，越晚越好”。

蓝宇高兴得有些太早了。“单独二孩”的新政，在全国并没有统一的时间表，由各省负责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组织实施。

直到两个月后的一个夜晚，当蓝宇被丈夫抱上去医院的车时，他们仍没能等到北京的单独二胎政策落地的消息。蓝宇紧张地念叨：“宝宝怎么这么着急！”

蓝宇住进产房的那些天，她的QQ里一个叫“全国单独二孩已生讨论群”的群组中，来自全国各地近500位父母，同样在焦急等待着地方性条例的落地。

“单独二胎政策”松动的消息传出后，冒着风险的“抢生族”并不少见。他们在单独二胎政策或当地计生条例悬而未决时怀孕，抱着侥幸的心理向前冲。

孩子落户、社会抚养费、地方性处罚等问题，都被牢牢绑在未出炉的条例上，牵动着这几百个家庭最敏感的神经。他们在自己的讨论群里调侃：“老公，又当爹了，开心不？”“开心，要是没有罚款就更好了。”

蓝宇生产后不久，浙江、江西、安徽的新条例先后落地。其中浙江省和安徽采取了较为人性化的方式。浙江规定，对于此前违法生育的单独夫妻，而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没有送达的，相关部门将“特事特办”。安徽省则表示：中央《决定》公布前，未完成社会抚养费征收的“单独二胎”家庭，都将免于处罚。

得到消息，“抢生族”的讨论群沸腾了，大家纷纷祝贺浙江和安徽的妈妈们。人们开始期待，政策对他们这些“抢生族”也网开一面。

然而，当天津、北京、上海、广西、陕西、四川等地的计生条例相继落地。媒体报道中的浙江和安徽还只是“特例”。

比起浙江和安徽的抢生族们，这些省市的抢生族感到委屈：“为什么不人性化一些，我们是计划生育的第一代”。

一个月前，各省活跃的群友起草了一封建议书，并致信国务院法制办、全国人大常委及国家卫计委。他们希望自己的第二个孩子，能像政策落地后出生的孩子一样免于罚款，并有一个合法身份。两天里，建议信收到了网上2750个签名。

在寄出的建议信中，他们还附上自己录制的歌曲。蓝宇放着《学习雷锋好榜样》的背景乐，声音轻柔地唱着：

“学习安徽好榜样/单独心声不相忘/已生已怀平等待/举国单独心神往/举国单独心神往！”……

寄出建议信的两天前，成都母亲林梅和20多个姐妹去了一趟省卫计委。

3月底，她就看到了广东等地的网友发布了《已生单独妈妈请愿书》。她觉得这封信写进了自己的心坎，便借鉴写出了《四川“单独二孩”已生妈妈的请愿书》：

“我们真的没法再等了。我们多数已经快40岁了，不仅已经过了最佳生育年龄，甚至已经基本快到生育的生理极限……相信政府，否则也不会等到这么大的年纪了，才生第二胎……”

林梅的母亲只有她一个孩子，“多子多福”的希望全寄托在林梅身上。一家人“要生二胎”的心情，在汶川地震后变得越加迫切。直到35岁时，林梅生下了第二个孩子。

林梅找到卫计委，得到的回复是：这种事不找我们，你们越级了，找错了。林梅不信，保安却先一步关上了大门。

韩呈祥一直对这样的请愿书并不乐观，“卫计委没有义务作出回应”。他是某公益机构长期的主任，长期关注计生政策。他帮这些父母修改了建议信，将邮件发送给一些记者朋友。

4月23日，财新网首先发布“两千多‘单独已生’家庭要求合法身份”的消息。第二天晚上，中国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发起了一个关于单独二孩的讨论。主持人和专家在节目中呼吁各地在修改计生条例细则时“更有温度”。

群里的家长兴奋不已，人们开始期待：“（中央）会下统一政策么？”当然也有人回答得意兴阑珊：“希望吧……”

当在林梅与蓝宇们开始期待新政策时，一些地方政府也开始不动声色地将处罚柔性化。讨论群里，一位湖北妈妈在交了部分罚款后，成功给孩子落户。林梅连发三个竖大拇指的表情——“羡慕！”

对于林梅来说，十几万的高额“超生”罚款，曾让她绞尽脑汁。她甚至一度幻想将自己的孩子放在没有生育的朋友名下，只可惜孩子出生时已经在医院留了底。

林梅不想僵持下去。她说她愿意交社会抚养费，但她希望处罚是过渡性减免的，且有更严谨的程序。

抢生族期待政策“人性化”的同时，也伴随着社会对抢生家庭的质疑。

“‘单独二胎’政策宣布到实施也没多久，晚这么几天不至于生不了吧，为什么非得挑战法律底线呢？”有人提出，法律应具备严肃性，毕竟违法了就“法不能容情”。

抢生族却无法接受这样的批评：“生孩子又不是做面包，想什么时候生就什么时候生。”他们中的一些母亲表现得最为激烈：“他们是人，不是东西！”

当然也有一些抢生父母，开始自我质疑：我们到底合法么？

作为法律人，律师吴有水给了他们极大支持。这位浙江碧剑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曾因申请全国社会抚养费政府信息公开，而在抢生家庭中名望颇高。他认为，“单独已生”家庭，应适用“从旧兼从轻”的法律原则。

当然对于吴有水的观点，法律学界内也存有争议。法律专家赵占领就认为：“‘从旧兼从轻’的原则一般适用于刑法，抢生者应当按照行为发生时的计划生育条例处罚。”

争议声外，更多的家庭在乎的是地方政府的态度。上海的穆木认为：“单独二胎放开”是国家倡导的行为，他期待政策可以更加人性化——他打算坚持到孩子7岁入学前，那是他最后的底线。

有时候，穆木也开始羡慕那些未落实政策的地区，那意味着还有值得期待的希望。

2014年3月11日，山东一群符合“单独二胎”并已怀有身孕的“二胎妈妈”将一封有480个母亲联署签名的“建议信”，分别寄往国家卫计委、山东省政府、山东省人大常委和山东省卫计委，呼吁山东尽快落实“单独二胎”国策。

有人在群里安慰这些母亲：没有落实，说不定还有希望。抢生族的讨论群里，有人感慨：“赶紧结束这样的日子吧！”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抢生族”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