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牺牲者”健二：记者的信仰

“去国外出差。29号上午回国。”与后藤健二结识10年的高中教师伊藤和正，接到了朋友最后的邮件。

2014年10月22日，后藤健二出发前往叙利亚，在他的计划中，此行只有短短一周，却从此杳无音信。

他的样貌再次出现在伊藤和正面前，是2015年1月20日——那一天，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IS）在网上放出两位人质被劫持的视频。后藤健二和汤川遥菜身穿橘色囚服，身后是一名蒙面男子。对方要求日本政府，支付2亿美元赎金。

后藤健二78岁的母亲石堂顺子，很快在东京召开记者会。她一边流泪，一边朗读写给首相安倍的请求书，呼吁日本政府营救她的儿子，

后藤健二的名字很快出现在世界各大媒体。然而人们等来的，却是这位自由记者杀害的另一断视频——他的生命终止在47岁。

在被绑架之前，身为自由记者的后藤健二，曾多次从土耳其边境进入到叙利亚的“ISISI”据点，带回那里平民痛苦的声音。

不过，最后一次深入险境，他却是去营救自己朋友——已经被“ISIS”绑架的汤川遥菜。后藤健二为未能劝说汤川不要前往险境而懊悔不已。他认为自己对朋友负有责任。

在同行们眼中，后藤健二并不是一个“蛮干硬上”的人。认识他的几位日本摄影师都知道，“他总是与最前线保持着距离。”——因为他对军事不感兴趣，而更愿将镜头对准平民的苦难。

同行们认为，这一次，后藤健二极有可能是因为得到了“情报”，才铤而走险。因为在叙利亚，扮成翻译和向导把外国人卖给“ISIS”的“诱拐生意”横行。

东京电视台的福田裕昭也曾记得后藤健二对他说过：“我有孩子，我知道不能硬来。”

叙利亚记者阿拉丁?扎艾姆曾为后藤健二担任翻译。他曾几次劝说后藤健二放弃他的营救计划，但后藤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我有门路。必须得去。”

10月24日，阿拉丁?扎艾姆陪同后藤健二前往距离国境以南20公里的“ISIS”控制地区马雷亚(Marea)，并在那里留宿一晚。当晚，后藤健二让他用智能手机为自己拍摄了一段录像。

在录像中，后藤健二用说道：“接下来我将去往拉卡(Ar-Raqqah)。那里被称为‘伊斯兰国’的据点，十分危险。因此，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不会怨恨叙利亚人，只愿这场内战早日结束。”

“这是一段很危险的旅程，”后藤健二随即又用英语说道：“如有不测，所有责任都由我自己承担。”

他将写有妻子和日本电视台联系方式的纸交给扎艾姆，第二天早上便与另一名叙利亚翻译乘车出发……

后藤健二消失了。他的推特页面停留在2014年10月底——那时候，他正经过“ISISI”所控制的区域科巴尼。

后藤健二曾为自己年轻时的人生“傲慢”悔恨不已。那时候，他还没成为一位自由记者和基督徒。

年轻的他在担任健身教练时，与老板发生过财务纠纷；还曾租下高级公寓经营色情业，引起附近居民抗议。

直至1996年，后藤健二成立了自己的“独立社”公司，开启自由记者之路，奔赴战地——这个曾经“不闻窗外事”的日本年轻人，终于看到了外面世界难以想象的“炼狱”。

日本主流媒体很少愿意自己的记者送去危险地带，于是后藤健二这样的自己承担费用的自由记者，便主动承担了传递信息的责任。

2000年7月，后藤健二反映西非内战的处女作在日本播出。在采访曾经的童兵，这位16岁少年噙着泪对后藤健二说自己“无法憧憬未来”。后藤则把手放到少年的肩上:“对不起，刺了你的痛处。”

这一次采访经历给后藤健二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冲击。他后来将童兵的故事写成了一本《比起钻石，我更想要和平》，书中描写了童兵因杀人经历痛苦不已，希望重新做人。

后藤健二在书中写道：“唯一的希望就是孩子们。我们能做的，或许就是以各种方式向他们不断伸出援手。”

在利比里亚，后藤健二曾目睹无数的尸体被推土机推到一个游泳池大的坑中。在伊拉克，他曾被枪抵着额头。在那些炼狱般的战地。他仍然试图发现发现孩子们的“希望”，并传播出去。他先后出版了描述爱滋病少女故事的《出生在爱滋村》，讲述在内战中幸存家庭的《卢旺达的祈祷》，及讲述阿富汗少女的《如果能去上学》……

神让他目睹苦难，也让他经历救赎。1997年，后藤健二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他曾对朋友说，“如果在采访地丧命的话，没有谁陪在身边可能很寂寞吧。但是如果到了天国，耶稣如果能来迎接我的话，就不寂寞了吧……”从此，他每次出行总带一本小小的《圣经》。

2012年，后藤健二开始深入叙利亚及报道普通人的生活。“明天我要去叙利亚。”后藤健二总是表情平静的对朋友们说，“叙利亚有常人难以忍受的困难，但有很多人在那里努力经营自己的生活。他们一定有想说的话或者想传递的信息，能将这些传递给世界，我的工作就算成功了。”

他同遭到士兵侵害的妇女交谈，同保护难民们逃跑的叛军对话。在遭遇不测之前，后藤健二曾经历过太多“赌上性命”的时刻。该走哪条路能够安全达到？有时候他也只能在心里“问下上帝”。

2014年初，后藤健二就曾有过一次在叙利亚短暂被捕的经历。他在2月2日写给东京电视台朋友福田的邮件里说：“我被拘捕了。这样的事情在叙利亚不会是第一次，我也有了相应的应对准备。这次我成功逃亡到了土耳其，只是丢了照相机和三脚架。”

但最后一次，他没有这么幸运。

在后藤健二被当作人质绑架之初，日本民众对并没有对他报以太多同情。

在日本国民眼里，孤身一人前往叙利亚试图营救汤川遥菜，是“幼稚的个人行为”，显然不值得同情——在日本的“耻”文化里，这被视为给国家添麻烦。

日本自民党副总裁高村正彦就在2月4日指出，后藤健二“无谋之勇”，不值得效仿。而一些日本年轻人甚至恶搞、模仿起了后藤健二被捆绑的视频。

当然，在后藤健二被杀害之前，日本民众并不了解这位自由记者的人生。当死亡让他的故事得以流传，日本网民才开始对后藤健二发出非同以往的同情。

身在纽约的日本电影制片公司负责人西前拓是后藤健二的旧友。他模仿巴黎《查理周刊》遇袭事件，首先在Facebook上发起了“I AM KENJI”（我是健二）活动。全世界网友开始传播后藤健二的笑脸，并纪念他所做的事情。

日本记者池上彰则在NHK节目《儿童新闻周刊》中讲述了藤健二作为嘉宾出席节目的情形。池上彰说，这位独立记者一直努力将中东战乱地区的纷争及悲惨情况，简单易懂地传递给日本国内的孩子——因为他认为，生活在和平世界的孩子们，无法想象战乱究竟是什么样子。”

英国《经济学人》东京分局局长亨利?特里克斯则觉得，后藤并不是典型的记者，也不是典型的日本人，但他作为记者而言可谓世界一流。

亨利?特里克斯曾问后藤，如何进入交通不畅的危险地带？后藤健二的答案是：无论去哪里，都有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道路，“人们会为他指出道路。”

和经历过战争洗礼的硬汉形象形成反差，后藤讲话时温和稳重。“他对‘战争孤儿’抱有慈悲情怀，将孩子们的痛苦当做自己的痛苦来体会。”而他现在也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在他最后一次离开日本的时候，最小的女儿才出生一周。

在最后的影像里，后藤健二主张如出现安全问题，责任归自己，就是为了不牵连他人——“这是他的体贴所在”。

在后藤健二遇难之后，他的四本书订购量激增，日本儿童文学出版社《汐文社》计划增印后藤的书，让孩子们读到后藤想要传达的讯息。

日本国际记者竹田圭吾说，后藤健二真正想要传达的是：“真正的人质是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平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