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做新娘的葛岳琴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百感交集 摄影王京

　　他们的心事

　　这对恋人像一对黑暗中的土拨鼠，把自己深藏在贵阳市城北的这栋8层破旧楼房里。

　　11月12日清晨7时，24岁的刘月明从被子里坐起来，看了看身边还在熟睡的女人，开始穿那套深黄色旧西装———他少数几件“体面”的衣服之一。冬日的阳光透过挂在窗前的方格窗帘，洒进不足7平方米的卧室。

　　每天总是刘月明先起床，他认为这是男主人应该做的，而床上像猫一样娇弱的女人是需要他体贴照顾的———他28岁的未婚妻葛岳琴是一名HIV（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而他是健康的。

　　但刘月明觉得，从目前看，他和葛岳琴的生活并没有异于常人。惟一不同之处就是在床头多了一个纸箱子，这是他们的秘密———箱子里堆满了他们收集来的有关艾滋病病毒的资料。平时纸箱盖都紧紧闭着，不让人翻动。

　　在邻居面前，刘月明和葛岳琴十分谨慎，因为一旦让人知道葛岳琴身上携带HIV病毒，她肯定会被房东和其他房客赶走。相信他们都是善良的，但要让他们接受一个艾滋病邻居，刘月明不敢冒这个险。

　　这套面积只有30余平方米的两房一厅是租来的，刘月明和葛岳琴占了其中一间卧室，另一间卧室则住着一个中年男人。房东每月向两个房间的房客各收100块钱。

　　在这对恋人的左邻右舍眼里，他们是特殊的邻居——刘月明、葛岳琴都有过吸毒的经历，两人被当地警方带走多次，也都进过劳教所。不止一位邻居知道他们的吸毒问题。但葛岳琴说，那都是过去的事情，她和刘月明都戒了。

　　刘月明望着窗外，心事重重。

　　窗外，背着箩筐、挑着担子的农村人向城里拥去，推着小车的小贩也开始了一天的生计。这里位于贵阳城区北部的边缘，和所有城市的城郊结合部相仿，总是显得杂乱无章而生气勃勃。这一切，刘月明非常熟悉，连空气中散发的那股说不清的味道都那样亲切。

　　刘月明从小就生活在这一带，如果不是遇到身边这个女人，他也许就是窗外这些忙碌平庸而快乐的人群中的一个，但刘月明认为自己从来没有后悔过———因为他爱她。

　　刘月明消瘦的脸上有了点淡淡的笑意，他给自己点了支烟，朝窗外缓缓地吐出烟圈，好像在面前绽放一串串小小的节日礼花。

　　他和葛岳琴打算不久后结婚，他们已经恋爱了近5年了，该结婚了。

　　他们曾经以为这是奢侈得不可能实现的念头。两年前，刘月明家一个邻居生了双胞胎，可把这个小伙子馋坏了———“结婚真好”，稳定，温馨。

　　但刘月明和葛岳琴当时没敢提出来。按刘的感觉，也就是近几年，社会对艾滋病病人的宣传多了后，才感到一种稍微宽容的气氛，而这种气氛鼓励了他要结婚的想法。

　　但他仍不是太自信，他不知道与HIV感染者结婚会带来什么样的压力。

　　十几天前他获得了一个试探的机会。那是一次专为HIV感染人士举办的见面交流会，他和葛岳琴在会上向贵阳市疾病控制中心的防治医生们吞吞吐吐地表达了“想结婚”的愿望。这些医生是他们很信任的，“相信不会取笑我们”。

　　艾滋病防治医生的惊喜和鼓励，反倒让他们感到吃惊。医生们惊叫着说，有勇气和HIV感染者结婚，实在太罕见了。

　　消息在不久之后传开，刘月明和葛岳琴一下子成为这座城市的新闻人物。平时很少打招呼的邻居们根本想不到原来报纸上登的声名大振的那对情侣，就在他们身边住。

　　这两天，刘月明和葛岳琴觉得生活就像被人施了魔法，发生了很多变化，鼓励的、表达惊奇的、询问的、采访的，都来了，刘月明腰间的呼机又响了，他关掉了，这变化来得太快，太突然，他有些不适应。

　　刘月明摇摇头，把目光从窗外收回来，转头轻轻叫醒了女人。每天让她多睡一会儿，这几乎是刘月明的习惯。

　　而每次提到这个细节，葛岳琴总是骄傲地宣称：他真的太好了。

　　他们的爱情

　　他们的爱情，于5年前突如其来地降临。

　　1998年初，24岁的葛岳琴认识了开出租车的刘月明。那年刘月明才20岁，比她小了4岁。认识葛岳琴的人都说这姑娘俊俏，看着比实际年龄小。但当时包括葛自己在内，没人知道她已被感染了艾滋病毒。

　　葛岳琴很珍惜刘月明这个比自己小的恋人，认为自己找到了归属。她有段很不堪的感情史，这段经历让她吃尽了苦头：

　　葛岳琴高一没有读完就离开学校，那时才16岁，一边在家里帮父母照看铺子，一边“玩了好几年”。到了23岁，她混烦了，想找份工作———但这时，她才明白，自己的选择机会是多么少：文凭没有，技术没有，耐心也没有。被职业中介骗走几百块钱后，葛岳琴放弃了求职。

　　这时，葛岳琴开始认识一些在街面上“有面子”的朋友。其中最有“搞干”（贵阳方言，有面子、有本事之意）的一个成了她男友。一个月后，葛岳琴去他家，门没锁，推开进去，吓了一跳，那个男人正对一张锡箔纸吸着什么东西。在他劝说下，葛岳琴走出了人生最危险的一步——抽了第一口白粉。

　　3个月后，葛岳琴就成了瘾君子。他们于1997年底分手，而此前他们已经尝试过静脉注射。所以葛岳琴怀疑，自己就是那段时间，从她的前男友那里染上了艾滋病病毒。

　　刘月明的父母家离他们租住的房子不到1公里，原来务农，城市扩张，他家的田地变成了一片楼房，从城市中心搬来的城里人成了邻居，土地补偿后，刘月明一家也从“农民”变为靠两间门面为生的“城里人”。

　　认识葛岳琴后，刘月明学会吸毒。刘月明记得，那是认识葛岳琴的第三天。

　　他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以前很受亲戚、邻居喜欢，说这孩子“勤快、老实”，但这一切在他沾上毒瘾后就彻底变了。

　　刘月明叹道，“没有人理睬我了，哪个愿意招惹吸毒的呢？”

　　回想往事，让葛岳琴百感交集地叹了口气。她弯曲着被香烟染黄的手指，疼爱地替躺在病床上的刘月明揉着刚拔掉针头的苍白手背。为结婚忙了这些天，刘月明的胸膜炎于11月16日意外地发作了。

　　这里是贵阳市疾病控制中心专为艾滋病感染人士设置的活动场所———“关爱苑”。一间不足8平方米的小病室，看起来和普通病房没什么区别，只是墙壁上贴着一溜宣传画：“HIV的防治方法”、“艾滋病的传染渠道”等等。因为和医生熟，刘月明作为“家属”，就暂时住进了这里。

　　给刘月明治病的钱是贵阳市疾病控制中心提供的，为他们的结婚而兴奋着的医生们不希望因为刘生病而耽误婚期。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25日左右从贵阳出发，到北京去结婚，先参加一个关于艾滋病的公益活动，然后在12月1日举行婚礼———那天是世界艾滋病日。

　　北京，还是读小学时去过一次，提起这个，葛岳琴有些兴奋，一旁的刘月明还算平静。

　　恐惧和生活

　　1998年11月8日，贵州省皮肤病性病防治所在当地一间戒毒所设置的监测点对入所的吸毒人员抽血化验时，发现了一例可疑血样。12月15日，正式结果出来了，那份血样带有HIV病毒。血样的标签上，是“葛岳琴”三个字。

　　当时这份病理通知就是贵阳市疾病控制中心流行病科科长胡绍源送的，而葛岳琴已被警方从戒毒所送到当地一个劳教所，为了减轻她的心理负担，老胡还不敢当面说出实情———撒了个谎，说可能是种“特殊的肝炎”。

　　葛岳琴说当时自己觉得很奇怪，怎么劳教所很快把她送回了戒毒所，戒毒所也不留她，反而通知她家让领人回家，问是什么原因，他们就支支吾吾，只说“去防疫站问胡科长”。

　　葛岳琴的母亲去了趟防疫站，回来后脸色铁青，却什么也不肯讲。磨了半天，她才跟女儿开了口———染上了艾滋病。

　　葛岳琴的第一个反应是：肯定弄错了。她搜肠刮肚，以自己有限的医学知识来缓解恐惧———“我不像生病嘛，又不发烧、又不拉肚子。”

　　但事实是冷酷的。“我真想一死了事”，葛岳琴把自己关在家里，谁也不想见。每次出门，看到邻居们说话，她总会认为是在议论她，谁提“艾滋病”三个字，她就寒毛直竖。每当宣传艾滋病防治知识时，葛岳琴都要去讨要一堆资料，自己关起门来慢慢琢磨。

　　刘月明是她的命，她惊恐地把他拉去抽血化验，但被拒绝。在另一次戒毒检测中，才确定刘月明没有被感染。

　　葛岳琴流着泪，提出要和刘月明分手，刘月明流着泪拒绝。他说自己离不开她。刘月明紧张地照顾着绝望的葛岳琴，她两次自杀，都被警惕的他救了下来。

　　这一切，他们都瞒着刘月明的家人。从谈恋爱起，两人就一直住在刘月明家。因为吸毒，时常招来很多不三不四的人上门，这弄得刘月明的家人不胜其烦，觉得在同村人面前抬不起头。

　　为让两人走正路，刘月明的母亲给他们盘下一小间门面，作洗烫店。生意有了起色，刘月明非常兴奋，他拼命洗衣，“手都洗烂了，就想攒钱买台旧洗衣机。”

　　可惜，每天的收入都换了海洛因。时间长了，客人也少了，小店最终关了门。

　　到后来，一些新的传言开始出现，说葛岳琴有一种不光彩的病。至于什么病，村里人也说不清。

　　流言不时传到家人耳里。鸡埘旁，被母亲叫去问话的刘月明说了实情。“我也活不了几天，肯定也染上了。”虽然检测说自己没事，但刘月明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宁愿相信自己日子不多了。

　　餐桌上，刘月明、葛岳琴面前单独摆了两个盛着饭菜的大碗，家人们则用另外一套。这让刘月明很不是滋味。

　　2002年3月，刘月明决定搬出父母家，在外面租房栖身。

　　葛岳琴没有工作，全靠刘月明给临时有事的出租司机代班过活，日子时常有上顿没下顿。“最穷时，身上只有4毛钱，买个包子还不够。”

　　宽容与关爱

　　50多岁的胡绍源是贵阳市疾病控制中心流行病科科长。

　　自从给劳教所送了葛岳琴的病历材料后，他花了整整3年时间打听葛岳琴的下落———这是他的工作，只要发现一例HIV感染者，他们就必须定期跟踪，为对方提供指导。但根据葛岳琴留在劳教所的地址，他却扑了空，一家人已经搬了。

　　他说自己不感到奇怪，从1994年发现贵阳市第一例艾滋病病例至今，胡绍源和HIV感染者打交道已有8年。感染者们的回避、消失，已是常事。“他们害怕被孤立、被歧视。”

　　2002年10月，胡绍源终于找到了葛岳琴。一见面，老胡即向葛岳琴伸出手来，握住了对方。这是第一个知道她的病情还敢和她握手的陌生人，葛岳琴的眼眶湿润了。让胡欣慰的是，葛岳琴手里已经收集了一大沓有关艾滋病防治知识的小册子。

　　“那天，我们去得最早。”第一次参加“关爱苑”的活动时，葛岳琴心里非常紧张。同时被医生们请来的，还有另外4名感染者。不知怎的，一看到这些人，葛岳琴的心中一下又放松了许多。“他们和我一样，他们对我不会有歧视。”

　　几次活动下来，葛岳琴发现，自己身上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即使面对一些参观的陌生客人，她也变得坦然了。

　　在病友中，葛岳琴最让人羡慕，因为她身后站着爱她的刘月明。

　　但好事多磨。登记结婚办得并不顺利，葛岳琴和刘月明心里都有些烦躁，还破天荒地吵了架。问题出在葛岳琴身上，因为在当年被送劳教所，她的户口不知怎么的，已经被派出所给注销了，没有户口，办不了结婚证。倒能想办法恢复。

　　好人还是多，不少人都在帮着刘月明和葛岳琴办这个事情。反倒是小两口过惯了信马由缰的生活，一旦要集中精力办一桩复杂而头疼的事情，一时还难以适应——他们不时迟到、失约，常常弄得想帮他们的人心急火燎。

　　这也弄得胡绍源很紧张，他一再安慰为刘月明他们办事的热心人，“没办法，他们就是这样，以后会好的。”胡绍源既担心刘月明和葛岳琴吵架，又担心两人办不下结婚手续，心情烦躁后会继续吸毒——他不希望好事没有结果，“结婚、组建家庭，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康复绝对有益。”

　　家人

　　最近，胡绍源还把双方父母请到自己的办公室，为刘月明和葛岳琴缓和与家人的关系。

　　“不是胡科长出面，我妈不会腾这套房子给我们。”从出租房新搬进自家的房子，葛岳琴说心情不错。她说，结婚以后，她想领养一个娃娃，她喜欢女孩子，刘月明也是。

　　11月16日上午，28岁的葛岳琴平生第一次坐上主席台，在当地举行的一个防治艾滋病活动的启动大会上发言。她和刘月明牵着手走下会场时，很多双陌生的手向他们伸来。

　　面对众人，葛岳琴、刘月明都戴着宽大的墨镜。会后，她对我们说：如果到北京，我希望自己不要戴墨镜。

　　但会议一结束，回到那幢单元房，刘月明和葛岳琴依然如往常一般谨慎，小心地把手中的艾滋病宣传资料的封面盖住，以免被邻居看到。

　　刘月明被家人说了一顿。几天来，媒体记者约他见面的电话不断，甚至打到了他父母家。

　　“这件事情折腾得越小越好，”刘月明的母亲不时瞟一下门外，“我们家还要在这里住下去，子子孙孙的，还是要留个好名声。”

　　这两天的电视、报纸让一家人提心吊胆，他们生怕邻居们问：照片的那个人咋个像你家刘月明？

　　他们担心，一旦知道的人多了，会给这个大家庭带来更多的麻烦。“以前他们吸毒就已经让我们丢脸丢够了，再把这个传出去咋得了？”

　　刘月明的住家一带和广州的城中村相仿，被城市的扩张淹没了土地，昔日的庄稼地栽满了楼房，虽然看不到村庄的痕迹了，左邻右舍大多是城里的陌生人，但毕竟原来的乡亲住得不远，彼此知根知底。

　　刘月明的父亲头天夜里醉酒哭了一场———老汉逛街时，从一些老熟人那里听到一些风言风语，他有些受不了。对于小儿子和将来的儿媳妇，老汉的心情复杂极了。

　　（为保护当事人权益，刘月明和葛岳琴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