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园园

　　伊拉克战争是一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争，因为战争的发动者没有得到安理会的授权，受到全世界主流民意的反对。伊拉克战争又是一场难以避免的战争，因为美国政府的“鹰派”或曰“新保守派”执意要打这场战争，他们绕过联合国，蔑视绝大多数国家的意愿，一意孤行地点燃起战火。

　　这是美国在新世纪打的又一场战争，也是“先发制人”战略的首次实验。去年6月1日，美国总统布什在西点军校的讲话中首先提出了“先发制人”战略；9月，白宫将它作为美国21世纪的新战略正式推出。根据这个战略，美国有权在恐怖活动尚未出现或初露端倪之时，使用武力扼杀它。它的出台，标志着美国正式放弃冷战时期的“威慑与遏制”战略，进入全攻全守的新战略阶段。

　　“先发制人”是在“反恐”背景下出台的。但是，演变为伊拉克战争，则表明“反恐”变了味。冷战结束后，美国寻找了10年“敌人”，“9·11”事件后终于找到了，美国认定恐怖组织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它的敌人，“先发制人”要打击的是这些组织和持有这些武器的国家，也就是美国所谓的“邪恶轴心”国家、“流氓国家”和“失败国家”。制定打击标准的是美国，采取打击行动的也是美国，集“立法”与“司法”于一身，又不受国际性机构的确认与监督，这就使打击对象和军事行动具有强烈的主观随意性，因而这是一个危险的战略。

　　“先发制人”从战略变为实战，是美国的悲哀，世界的不幸。2001年秋冬，美国打了一场“反恐”战争———阿富汗战争。在这场“不对称战争”中，美国轻易推翻塔利班政权，从此志得意满，心态膨胀，具体表现为道德自负及黩武倾向的发展。这使它抛开盟友，背离民心，一点一滴地消耗着“9·11”事件以后取得的某种道义优势。在如何铲除恐怖主义这个方向性的问题上，美国同欧洲、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产生巨大分歧。一个拥有内省力的国家本应在“9·11”事件后检讨其第三世界政策，应该扪心自问：在国际经济生活中，是否扶贫济困，为缩小南北差距尽了力？在援助与发展政策方面，是否投入足够的财力？在国际生活中是否平等待人，是否尊重了基督教之外的其他宗教、其他文明？美国知识界在思考，共和、民主两党的有识之士也在深思。但是，这些反思没有成为主流意见，没有强大到足以影响决策。相反，美国以“善良帝国”自诩，“救世主”似地判定谁是需要拯救的人，谁是需要惩罚的人。它在国际关系中奉行着善恶二元对立的简单主义；它仗恃超强的军事实力，认为有权对“无赖国家”的领导人采取“斩首行动”……正是在“鹰派”人士的推动下，美国这辆“战车”实现了“21世纪狂奔”。

　　白宫称，实现“先发制人”战略是为了确保美国的绝对安全。一国的安全建立在别国的不安全上，这样的安全应该打个问号。当美军的导弹和炸弹造成大量平民伤亡、造成人道主义灾难和生态灾难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双双充满仇恨的眼睛；当巴格达的座座高楼被炸毁时，纽约的安全警戒级别的色调调高了，美国人是感到更安全了还是更恐怖了？实力与安全并不必定成正比。高科技武器可以助你攻城掠地，却不能帮你征服人心。伊拉克战争已使“反恐”联盟分化瓦解，它还将使中东局势更加动荡不安。当愤怒的人们铤而走险的时候，“反恐”斗争究竟是赢了还是败了？最近的反战游行中有这样一句口号：“谁播种战争，谁收获恐怖主义”。战争策动者当戒。

　　伊拉克战争开战前几个小时，美国民主党85岁的议员罗伯特·伯德在参议院慷慨陈辞：“我们以狂妄自大招摇着超级强权的旗帜，等到这场战争结束，我们需要重建的绝不仅仅是一个伊拉克，我们不得不花更大的力气重塑美国在世界的形象。”美国形象重塑之日，应该是单边主义遭受重挫之时，是国际政治民主化和法制化时代来临之时，自然也应该是美国放弃“先发制人”战略之时。

　　《人民日报》 (2003年03月29日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