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于北京首宗性骚扰案原告、被告各有说法，武汉全国首宗性骚扰案女原告一审胜诉，《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拟增加性骚扰内容（见6月19日及此前新华网），使“性骚扰”成了最近各大网站上点击率相当高的一个“关键词”。无庸讳言的是，一提起“性骚扰”，人们的视野往往停留在异性之间，仅仅将其列入“妇女权益保障”范畴，而忽视了同性之间性骚扰的存在，忽视了对包括男性公民在内的所有公民不受性骚扰的权利保护。笔者认为，立法工作不能忽视对同性间性骚扰行为的制裁。

　　同性间的性骚扰行为既见于男性，也见于女性，但更多发生于男性之间。究其原因，一是某些人开玩笑过分，或由于泄私愤、图报复等原因故意对同性施以性骚扰、性虐待或者性侵犯；再就是某些人由于天生或者后天形成的同性恋的性取向，为满足变态性欲望而对同性实施性骚扰甚至性侵犯行为。

　　对同性间的性骚扰，人们往往重视不足，防范不力，致使许多少年儿童成为“娈童癖”人士的性骚扰甚至性侵犯对象，严重影响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甚至给他们留下终生都难以痊愈的精神创伤。这种情形在国内外都比较普遍，据台北市教育局2002年3月23日公布的报告显示，有近两成小学生曾遭性骚扰，“令人吃惊的是男生受侵害比例高于女生”。又如美国流行音乐天王迈克尔-杰克逊对自己曾赞助、并在MTV拍摄中相互合作的7岁小男孩进行了多次性侵犯。而2002年6月20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著名歌星红豆（本名王立勇）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红豆没有上诉，定罪的依据就是红豆对多名男童的猥亵行为。

　　同性间的性骚扰，与异性性骚扰行为方式非常相似，除了非接触性的诸如以直接交谈、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电话、下流形体动作的骚扰方式以外，也包括直接触及对方的性器官或其他敏感部位。例如今年2月，黑龙江省东宁县老黑山镇两名女中学生因用污言秽语攻击同班女生，而引发争端，双双受伤住进医院，那“污言秽语”的核心词儿也事关淫逸（均见新华网）。

　　同性间的性骚扰，较之异性性骚扰更有不容易引起社会重视、不容易举证等困难。因而，有些备受性骚扰而维权无门的北海人，会被逼上用各种违法手段施行个人抱负的极端道路。例如，美国一名叫布莱克韦尔的罗马天主教神父近日遭到一名青年男子枪击后受重伤。这名凶手宣称，在自己小时候曾经被这名神父“性骚扰”。教会将这名神父暂时停职，后来被警方以“证据不足”为由推翻并“官复原职”，使被害人咽不下这口恶气，终于导致矛盾激化。

　　有人也许会说，现在我国同行性骚扰行为并不普遍，并不那么严重，用不着为此动用宝贵的立法资源。笔者认为，立法不仅仅是对已有、现有违法行为的处罚标准，也是防范未曾发生的违法行为的预警书，如果忽视立法的预警作用，等到问题非常严重的时候再来研究、推出有关立法举措，社会为此就要付出更高的成本、更沉重的代价。随着同性恋婚姻在一些西方国家的合法化，各种同性恋组织的发展、同性恋活动的开展，同性恋文化的传播、相关人群以及同性性交易黑市在我国的存在都已不是秘密，并为同性性骚扰行为的产生奠定了客观基础，法律必须正视这种现象，早日拿出规范措施，与时俱进地应对同性性骚扰行为，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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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江南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