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民主不是用来观赏的。尽管村民自治的原则被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但在实践中却步履蹒跚，乃至变形走样，面目全非。民主监督的缺位、民主管理的混乱、民主决策的迟缓、民主需求的冷淡，都限制了基层民主前进的脚步。有些人把基层民主程序精确地控制在法律之内，玩弄于股掌之间。这种现象如果不能很好地抑制，就会破坏和扼杀选举。目前，用金钱来控制选举、家族黑势力和暴力行为等违法现象已经出现。虽然从理论上讲，这些民主选举上来的有违法行为的村委会主任可通过合法程序进行改选或罢免，但在实际运作中却存在着罢免会议无法组织等这样那样的难题，让《村民组织法》处于尴尬之地。

　　一些人之所以不愿意去罢免村委会主任，主要原因是那些村官财大气粗，盘根错节的人际“蜘蛛网”盘根错节，拥有强大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大多数村民抱着“低头不见抬头见，谁当不是当”的传统思维，让民主游走在法律与人情之间。

　　　这只是一个小村子传出的弦音，像一场民主的演练，中国的“草根民主”的演练。其实，村民自治最根本的目的是法制化政治权利和经济权益的体现。如何来看待《村民组织法》，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如何把目前的弊端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这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

　　张庆玺曾戏谑地称自己为“康平以北的萨达姆”；刀兰村的两位古稀老人率众村民在半年的时间里42次执着状告张庆玺；康平县纪检委酌情撤消了张的村书记一职，而依据民选程序当选村委会主任（大家习惯上称为村长）的张庆玺拒绝各级政府“建议辞去村长”的“请求”，更不解的是村民对依法罢免村长一事毫无信心，他们眼中的罢免程序根本无法有效启动。到底什么原因导致——

　　赌博村长拒绝辞职

　　4月21日上午，按照康平县纪检委的“建议”，本应在家“养病”的胜利乡刀兰村村长张庆玺却安然无恙地端坐在村政府二楼的村长单间办公室里，而包括村书记在内的其他两委班子（村党支部、村委会）十余人都挤在隔道的一个大屋子里。在接受记者采访的过程中，张一脸委屈地述说着自己的“冤情”，“你们看看我犯了什么错误，他们（县领导）不让我正常工作。我没什么病，凭啥在家养病啊！我可是依照村两委班子的意思工作的。”说着，张递给记者一份《中共康平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给予张庆玺党纪处分的决定》的文件：

　　“张庆玺，男，1951年出生，汉族，初中文化。1985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9年任胜利乡刀兰村党支部书记至今，县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2002年3月26日晚，张庆玺等人玩桥牌，被公安机关抓获，没收赌资并处以治安罚款，定性为赌博。

　　1995年至2001年，经村两委班子决定，向村民摊派计生费用总计123016元，用于独生子女补助和农村妇女“四术”费用，对这种增加农民负担行为，张庆玺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1995年刀兰村将所属砖厂承包费顶来面包车一台，经村两委会决定自己使用，从1996年到2002年9月，该车累计支付汽油、修理等费用278611．17元。刀兰村是负债村，违反了1997年县政府1号令第23条的规定，张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

　　张庆玺身为党员领导干部，在任职期间犯有以上错误，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第139条、103条、148条、87条的规定，经县纪委2003年1月27日常委会议讨论决定，给予张庆玺撤消党内职务处分。

　　本决定自2003年1月29日起生效。

　　2003年1月10日

　　张最后慷慨陈词地表示，“村长是老百姓选我当的，我有什么理由不出来为村民服务呢，撤消我村书记，我还是村长！法律保护我的（村长）权益！”

　　这是腐败的14年

　　4月22日，在村民袁少英家里，刀兰村80岁的老党员任玉田和74岁的村里“老秀才”李凤山向记者描述的张庆玺远没有县纪委定性的那么简单。他们眼中的张村长在刀兰村当了14年支部书记， 这是腐败的14年，败家的14年。

　　用他们话说，14年前的刀兰村是一个比较富裕的村子，不但没有外债，年年还有点结余。可是自从张庆玺当上支部书记以后，就一年不如一年了。村政府穷了，部分村干部至今还没有领到2001年的工资；老百姓就更穷了，由于康平连续三年干旱，村民一亩地刨去成本一年仅收入80元左右，贫瘠的土地只有可怜的50元！靠种地一户农家的年收入不足500元。可是张庆玺自己却富了，花50000元盖了一半的房子不满意说扒就扒，又花100000元重新盖，光他家的猪圈就用20000元修葺的；而村子里大部分的村民依然住着六、七十年代盖建的土坯房。

　　近二三年内，卖土地、卖砖厂、卖原生产队的房舍、卖道两侧经商建房的房基地等村里共收入300多万元，但整个村子至今没有一处公益设施，连村卫生所也没有。李凤山气愤地说，村里的钱不但让张全败坏没有了，而且又弄出23万元的贷款，都是无法再高的三分利贷来的。李老汉表示，老百姓强烈要求要查清300多万元的来龙去脉，尽管刀兰村的账目从来没有公开过，但300万元不是个小数目，为什么两三年就花光了？这些钱大部分是老百姓的耕地换来的，村里没有钱花就卖地，就连仅有的一个砖厂也卖了。

　　更令他们义愤填膺的是村里实行“反租倒包”这一土地制度。村民们认为这可以使村干部得到比向农户直接收取承包费还要高的租金收入。

　　刀兰村于2002年实行土地股份制，村政府成立董事会，村委会主任张庆玺变成了董事长，其他村组干部变成了董事，把刀兰村所有土地当做商品卖给农民，一等地定价为100元，二等地80元，三等地60元；此外每亩地加上20元的押金。刀兰村现有土地7240亩，成本费平均每年为30万元左右；按股份制计算，一年平均每亩成本为80余元，合计是56万元，几乎增加一倍。李凤山认为这种举措直接违背中央关于土地承包制三十年不变的政策；这也是变相的增加农民负担，违背了温家宝总理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十条讲话精神。目前刀兰村有50多户农民没有种上地，况且这种“上打租”现象使农民无力做好春耕的各项准备工作。

　　袁少英表示，刀兰村是个产业结构单一的自然村落，除了种地村民其他方面的收入极其有限。如此典型的赤贫村却是远近有名的“文明村”，而且张正向上级政府申报“小康村”。

　　“民主选举”暗藏陪榜“道具”

　　刀兰村具备民主选举形式是从1998年开始的，当时的候选人之一孙发提及那届选举至今仍耿耿于怀。从修李村过来参选村长的孙发原本就是刀兰村的前任老村长，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调离该村工作，此次回来大大出乎了张庆玺的意料。张的连任本是村民心知肚明的事，另一候选人艾军只不过在形式上作以陪榜，用孙的话说他是张精心策划出来的民主“道具”。

　　现任副村长袁忠山是这样回忆当时竞选情景的：就在孙发进行竞选演说时，正在地里忙农活的村民张国文被人告知孙正在竞选村长，让他过去看看，顺便再表表态度。本不是村民代表的张国文曾与孙有过节，得到消息立即跑到村委会，冲着孙发劈头盖脸地说，“新耙子比老耙子搂得还狠，换啥换呢，再说谁不知道你孙发是啥人啊，你当村长我第一个不同意！”原本严肃的会场顿时喧哗起来，无人再听孙的讲话，孙的竞选演说在尴尬气氛中草草收场。

　　袁忠山说艾军本无意竞选，村民代表也很清楚他与张的关系，他本人在选举前自嘲似地开玩笑：“我有啥资格当村长啊，你们还不知道咋回事啊！”结果，张庆玺以压倒性优势连任村长。2001年的选举就简单多了，少了像孙发这样的“好事者”，只有艾军一个人在表面上与张“争了争”。作为回报，60多岁的艾军被张安排负责村里某一水站，年薪3600元，这在村民眼里绝对是个肥差。

　　当记者问袁忠山和治保主任赵中生为什么不参加竞选村长时，他们说作为张庆玺下面的人，怎么跟正手去争，万一竞选不上以后在村里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再者张当了这么多年一把手，在村民眼中也有了“威信”，而且包括他们的很多人都觉得欠张一些人情。

　　孙发最后对记者说，九八年的“民主选举”大大挫伤了他的积极性，也让村里很多人明白了张庆玺的实力，有张参与的选举只不过是走了个过程而已。

　　威权专制对抗“民主程序”

　　在县纪检委对张庆玺所作的党纪处分里，其所犯的大部分错误都是经过村两委班子讨论后作出的决定，张只是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这样的处分让上访村民很不理解，任玉田和李凤山两位老人拍着胸脯向记者保证，张所犯的错误根本没经过什么村两委班子，完全是他一人独断专行，他们认为下面绝对属实的事例可以充分说明张在刀兰村的独裁专制。

　　1996年张庆玺凭借与胜利乡营业所主任刘士元的私人关系，以刀兰村的名义，给他贷来人民币5万元。这笔钱记在刀兰村的财务账上，可是事后，张庆玺又打了一个借据，借出这5万元；借出后张庆玺又和村写了一个贷款合同，以月利3分贷给村政府。3年9个月后，即在1999年，张从村里提走利息53700元。这些是记在村财务账上的，张庆玺本人也承认此事。另外，张庆玺为了达到高额利息，又把刀兰村的钱“借”给刘士元2万元，用来行贿。

　　对张庆玺这样“借鸡下蛋”、用钱生钱的“致富之道”，副村长袁忠山和村里其他干部均表示毫不知情，当时完全是张一手操办的，根本没有经过村两委班子。袁还表示，几乎村内一切事务都是由张一人做主，事后张仅象征性地当着“两委”班子的面把结果通知一下，“这事就这么定了，大家都知道了吧！”

　　袁还回忆道：1995年的某天下午，一辆崭新的面包车开进了村委会的院里，他和其他同事均感纳闷，以为某上级领导来指导工作；不想车门打开，从中走出他们笑容满面的张村长，大家更是“丈二和尚”了。望着众人困惑的表情，张村长才愉快地向委员们宣布：砖厂让我给卖了！这是抵来的“小面包”，以后谁用车，跟我吱一声！

　　关于摊派计生费一事，也是张与时任村计生主任金秀范，即其内弟媳妇，二人拍板决定的，没有经过两委班子讨论。张庆玺留给两委班子的“活儿”就是服从，而“上面”察下来，形同虚设的两委却是最好的挡箭牌。

　　三叔的“蜘蛛网”

　　在采访的过程里，记者经常听到村民谈及张庆玺的“蜘蛛网”。村民袁少鹏解释，这是村百姓对张关系网的讽刺，他说张当了14年的村一把手，上上下下地没少忙乎。张对上对下都很有办法，加之其家兄张明玺是胜利乡副乡长，乡里的一般干部来刀兰村工作，都尊称张为“三叔”（在家行三）。

　　据袁少鹏介绍，张庆玺的“蜘蛛网”对内是恩威并重。张认为可以结交的多是村里的大户人家和有影响力的村代表，手段则是尽其所能地滥用职权。比如谁家的柴草垛着火了，关系好就给200元赔偿；像刘喜这样有威信的老党员可以分给三棵村里最粗壮的大树；村五组党组长刘士兴也发给建房所需的木材；有亲属关系的冯毅山自然也有额外的照顾．．．．．．。反之，不听话的“叛逆”者就只有“修理”他。2001年10月28日，村民王会东因张向村民摊派过期种子一事与之理论，被张从村委会二楼踹下一楼，造成王左髋骨粉碎性骨折，至今行动不便；今年4月初，自保主任赵中生因语言顶撞过张，两天后其家于夜间房窗玻璃被砸；孙发因98年的竞选也曾莫名其妙地遭致家玻璃被砸．．．．．．

　　张“蜘蛛网”的外围路线也是“深得人心”，这使他在康平县很有“名气”。县里人都知道张无所不好；无论多大输赢的麻将都敢玩，而且特别豪爽，出手阔绰，赌局结束必请饭局，这些钱都记在村里招待费的帐目上。根据村民上访材料反映，近年来刀兰村的招待费为40万元，仅1997年就吃掉5．7万元，相当于每天吃掉156元村民的钱，略等于村民含辛茹苦一年到头二亩地的纯收成。

　　还有，袁少鹏说全村2700口人对张的“私家”面包车非常不满。这辆普通的汽车六七年的光景竟喝掉全村村民30余万元人民币！试想这样一个负债村连村干部的工资都开不出来，有必要在一个车上“烧钱”吗？30万是怎么花掉的？是不是面包车包藏着其他灰暗的花消？

　　42次执着上访与拒绝勒令辞职

　　2002年9月12日，两位年逾古稀的老人率领部分村民开始了执着的上访之旅，仅半年的时间往返于乡、县两级政府竟达42次，只要张庆玺不走下刀兰村的政治舞台，他们表示就会一直告下去。

　　在记者面前，有53年党龄的任玉田老人左手拿着单薄的、印有国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村民组织法”），右手颤抖着指向自己的胸脯，说话时由于情绪过分激动，颌下花白的一缕胡须直往上翘，他说：“我当了这么多年的党员，也当过以前生产队队长，我相信党，相信政府！像张庆玺这样的事还第一次碰到，我就不相信上级政府撤不掉他是因为法律保护他，我就不相信依照法律办事会拿他没有办法！老百姓能选他做村长，也一样能撤了他这个不称职的村长！”

　　袁少鹏感动地说，任、李两位老人从胜利乡到康平县，从一开始的两三个人到后来最多的200余人，从乘坐小三轮车到顾租大巴汽车，从乡里的小办事员到县委书记，他们将生命里残余的热情倾注在关乎刀兰村所有村民命运的上访之中，支撑他们老迈身躯的是一种神圣的力量：法律捍卫正义者的权益！上访期间，任老人的关节炎发作了，不能走路，他硬是逼迫年轻人将他背到县委书记面前；深喑法律的李凤山老人一再向村民强调上访纪律，“我们是去反映情况，不是耍泼闹事！不要给政府的正常工作带来不便！”对此，县纪检委副书记安景才给予村民很高的评价，他认为村民正在理性地运用法律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4月21日中午，在县纪检委副书记安景才的办公室里，安书记说：面对村民的上访，乡、县两级政府都不同程度地作出了回应。县委书记刘健了解情况后当即批复一定要认真查办，给村民一个公正的说法！县纪检委在核实村民的上访材料后，认为有些情节属实，并依据相应党纪条例，对张庆玺予以处罚，撤消其村书记一职，并在原胜利乡党委副书记黄光的主持下，于刀兰村宣布了此项决议。但面对其村长的民选身份，只能依照村民组织法进行罢免；县委曾勒令张辞职，但被张态度强硬地拒绝了。目前县领导只能以某种方式限制张的村长行为。然而村民对这样的结果很不满意，上访次数有增无减，原因就是张依然表面低调地操纵着村上的大事小情，并在村广播站通过大喇叭暗示上访村民不要与之对抗，对谁都没好处。

　　安表示刘健书记一直在关注此事的进展，当他得知当前现状时非常气愤，再次批复尽快复查。同时安也认为复查工作正在缓慢地艰难进行，最大的难度在于对张问题的取证。问及依法罢免，安说部分村民对此已开始动摇，认为罢免程序在刀兰村很难有效启动，可以说张已经让村民对政府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不信任。

　　村民组织法处境尴尬

　　村民组织法第四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这就意味着刀兰村的事情只能由刀兰人自治解决。李凤山老人就村民组织法与记者谈论得很具体。他认为从98年村民组织法正式实施以来，张庆玺无论从最初的选举，还是到依法“施政”，再到今天启动罢免程序，他都身体力行地将法律置于一尴尬境地。李不以为法律自身有什么缺陷，之所以导致“张庆玺”现象的出现，是因为现实中一些因素致使基层民主遭遇“村长”瓶颈，初衷美好的村民组织法不能有效地得以贯彻始终。

　　张对组织法最初的挑战是选举村长。由于刀兰村村民居住分散，一村之下有五组，选举候选人时代票现象普遍。加之，大部分村民民主意识淡薄，“选谁都一样”的心态致使放松了手中的选举权。还有，张庆玺的“思想工作”也让很多村民做了个顺水人情。艾军很不严肃的候选身份，以及对孙发的刻意打压，这些都是张有意降低竞争难度的措施。事实证明，选举村长环节已被张操纵于股掌之间，而上级乡政府的监督环节同样流于表面，拘于形式。

　　谈到张的“施政”过程，李凤山认为他根本没有遵守过村民组织法。该法第十八条规定，“村民委员会向村民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村民会议每年审议村民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并评议村民委员会成员的工作。村民会议由村民委员会召集。有十分之一以上的村民提议，应当召集村民会议”。李说刀兰村从未开过真正意义的村民会议，更没有评议过村委会的工作。而该法第二十二条：“村民委员会实行村务公开制度。村民委员会应当即使公布下列事项，其中设计财务的事项至少每六个月公布一次，接受村民的监督。村民委员会应当保证公布内容的真实性，并接受村民的查询”。

　　李认为就连像袁忠山这样两委班子的重要成员都不知道村里的事务，村民更不可能清楚村上事务，村务公开从何说起？老人感慨地说道，基层民主最大的症结是依法监督很难在现实中被有效贯彻，这才致使张庆玺在刀兰只手遮天、个人集权。

　　谈到依法罢免，老人认为它在村里的可操作性不是很强。难度在于，大多数村民法制观念单薄，还有张苦心经营十四年的“蜘蛛网”不易冲破。组织法第十六条，“本村五分之一以上有选举权的村民联名，可以要求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村民委员会应当及时召开村民会议，投票表决罢免要求。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须经有选举权的村民半数通过”。李说，像刀兰这样的村子往往都是这种情况：村长当选容易罢免难。试想，由村长操纵的村委会怎么可能去组织村民来弹劾自己呢？况且，哪一个村长在其位不经营自己的网络呢？张滥用职权的目的是建立一个以他为核心的村利益集团，里外共进退，除非他们之间发生利益冲突。

　　记者在走访其他村民时得之：以往也有零星村民状告张，但都没有此次强烈；此次是因为袁少英掌握了张大量详实的问题，而他们以前关系相当紧密，二人闹翻是张在某个问题上出于自身利益没有袒护袁。如果没有这样的内讧，刀兰村的问题还不会这么快就暴露出来。

　　记者在围绕此事走访的过程中得出结论：徘徊在国情与人情之间的基层民主短期内很难让人们做到依法办事。

　　如何有效启动罢免程序

　　在所有上访的村民里，可以达成这样的共识：只要如下两点切实做到，张庆玺必然下台。一，如果将上访材料反映的问题全部核查到位，张就要承担更严重的法律责任；而他们认为县纪检委的定性有些避重就轻，他们说安景才都认为刀兰村的财务帐目混乱，为什么不认真查下去呢？张若被依法判刑，自然就当不了村长；二，由乡或县领导亲自组织村民会议，明确地把张所犯的问题公之于众，村民会自觉地依照法律程序，来公正地作出自己的选择，实现真正的村民自治。

　　令上访群众担忧和寄以期望的都是上级政府的相应行为。乡、县两级政府沉默与回避的现状让他们担忧，他们认为现在再让村民按照组织法的框架自行解决就是不负责任。他们的期望其实并不太高，用两位古稀老人的话说，那就是：你们给我们一个真正依法办事的环境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