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约记者 王真 本报记者 赵他 《新闻周刊》：潘教授，我们注意到您已发表的部分调查报告，其中提到不少“婚内为什么无性”的问题。难道真有很多无性的婚姻吗？ 潘：我在调查报告中所提的“无性”，仅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并不是说一个婚姻自始至终“无性”，这是指一个数据范围。比如，我们在调查中发现，２０～６４岁的中国人当中，有２８．９％的人每个月的性生活不到１次，我就可以说他们的婚姻属于无性。当然，如果将数据范围放宽一些，变成两个月，那么属于无性婚姻的人数比例就会减少。再比如，我们调查到占６．２％的人最近一年内连一次性生活都没有，我们就更有理由认为他们的婚姻是无性的，但是，却不能说他们在婚姻内从来都没有过性生活。 《新闻周刊》：近年来报刊上有不少诸如“无性婚姻的烦恼”之类的纪实故事，看来您所讲的却是另外一种定义。那么，您为什么要强调“婚内无性”这个说法呢？ 潘：其实这只是一个用词的问题。也许用“婚内的性为什么会这么少”更明白一些。在制定和通过２００１年《婚姻法》的过程中，一直有一种声音在呼吁：中国的各种非婚性关系已经严重到非惩治不可了。可人们是否想过：空有婚姻之名，却无性生活之实的人又有多少呢？这些人难道就不应该受到《婚姻法》的关注、调节与帮助吗？立法者为什么一定要把《婚姻法》搞成“杀手”，而不是“医生”？ 《新闻周刊》：你的调查有这样的结论： 潘：生活在大城市（直辖市与省会）里的人们，性生活是最少的，与农村人口相差无几；而县城和县级市里的人们，性生活却是最多的，比大城市的人们高出将近１０分之多。 《新闻周刊》：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潘：我们推测，大城市里的生存压力过大，使得人们投入性生活的兴趣、动力和精力都不知不觉地减少了；而县城里的日常生活却相对安逸舒适，性生活多也就顺理成章了。 《新闻周刊》：就您看来，导致婚内“无性”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潘：可以说有两方面，婚内的无爱与性方面的无知。比如，我们在调查中把“体贴”作为相爱的一个指标，结果则是，如果一个人觉得伴侣对自己非常体贴，那么他们之间的性生活就是最多的，达到６２分。体贴的程度越低，性生活就越少，降到５８分和４９分。如果完全没有体贴了，那么性生活频率就坠落到最低点（３５分），降低了足足２７分之多。又例如性知识方面，我们调查了人们的５种性生活的具体方式，那些每个月连一次性生活都不到的人，只是采用一种方式，可是那些每个星期过３－６次性生活的人，却经常采用３种方式。 《新闻周刊》：爱情对性有多么重要？ 潘：调查结果表明，爱情的确是“非常重要”。在我们的调查报告中，这一点体现为性生活的频率。如果双方已经谁也不爱谁了，那么他们之间的性生活频率就会减少１８分之多，到达谷底（４４分）。如果双方仍然相爱，那么他们的性生活就会多许多，达到５９分。 《新闻周刊》：经济因素影响性的多少？ 潘：男人越富有，他的性生活次数也就越多；越贫穷，性生活就越少。上次性生活发生在一周之内的男人，恰恰是那些收入平均最高的人；发生在两个星期之内的男人，平均收入低四分之一左右；发生在一个月之内的男人，收入再低五分之一左右；而那些发生在一年之内或者一年之前的男人的收入，则仅仅是高收入者的一半多一点。 《新闻周刊》：如何解释这种现象？ 潘：经过数据分析，我们发现，低收入的男性的婚姻中，夫妻的性要求常常不能“同步”，而富有男性的婚姻中，夫妻的性要求差异不大；另外，低收入男子的妻子往往不太懂或完全不懂性知识与技巧，而富有男性的妻子却懂得很多。 《新闻周刊》：看来社会影响着人们的方方面面，包括性爱，性生活不仅仅是一种生理活动，更是一种“社会活动”。谢谢潘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