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网济南3月27日电（张晓晶贾富彬）2002年3月7日，原山东省供销社主任矫智因受贿160余万元，被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是山东省近年来依法惩处的又一正厅级高官，在案件侦破过程中，办案人员与他进行了艰难持久的较量，终于查清了案情，挖出了这只为害达10年之久的硕鼠。 2001年2月7日，农历正月十五。 8时30分。刚刚接到亲戚电话、准备去亲戚家过元宵节的矫智仁，接到省纪委的通知，让他到省供销社招待所进行谈话。由于矫智仁将巨额公款挪用给一个诈骗犯使用，给国家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省纪委于2000年8月对其停职检查，多次找矫智仁调查了解情况。矫智仁以为这次找他仍是调查他的挪用公款问题，所以不慌不忙地来到了省供销社招待所。看到有检察院的人在场，一丝恐慌从心头掠过，但表面上仍故作镇静。 9时。省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董以志和侦查处处长季新华给矫智仁办理传唤手续，并把已控制矫智仁的消息传回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李少华指挥在会议室待命的反贪干警立即兵分两路，对矫智仁的办公室和宿舍展开搜查，同时，电话通知烟台市检察院，组织精干力量，对矫智仁在烟台的家进行搜查。 下午5时许，办案人员与矫智仁已正面接触8个小时，尽管办案人员多次告诉他，这是一个主动坦白，争取从宽处理的机会，但矫智仁拒不承认自己有经济问题，省检察院依法对其刑事拘留，押进看守所。此时，搜查工作也圆满结束，获取了许多证据，为后来突破全案奠定了基础。 矫智仁，1947年出生在山东牟平县一个农民家庭。1989年6月任莱州市委副书记、市长，1991年3月任莱州市委书记、市人武部党委书记，1992年12月任烟台市委常委、莱州市委书记，1994年8月任烟台市副市长，1998年2月任烟台市委政法委书记，1998年6月任山东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理事会主任、党组书记，山东省供销社集团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长期担任领导干部，使矫智仁具有很强的心理素质。在检察机关立查该案之前，有关部门根据举报，曾经对他进行过三次调查。矫智仁上窜下跳，搅乱是非，屡屡得以逃脱，更加助长了他规避法律的自信心和侥幸心理。矫智仁非常自负地认为，“只要不开口，神仙难下手”。 被停职检查后，矫智仁并无悔改之意，凭借以往得以逃脱的经验进行反侦查活动。一方面搜集所谓自己无直接责任的证据，不向纪委认错；又害怕有一天检察机关会介入，所以他对自己的挪用公款行为，对照法条抠，找律师请教，自己动手写，找行贿人订立攻守同盟，精心收集了一打子拒礼拒贿的书面证明，整天揣在提包里。为了规避法律的惩罚，矫智仁做了大量反侦查的准备工作。他一方面托熟人四处打听消息，了解检察机关的有关情况，一方面熟悉、研究法律条文。省检察院在搜查矫智仁的办公室时，扣押了他的一个笔记本，里面详细记录着“什么是挪用公款罪”、“什么叫渎职罪”等内容。同时，矫智仁还安排家人转移赃款赃物，隐匿罪证。 办案人员第一次接触矫智仁，他脾气暴躁，毫不示弱：“我没有任何经济问题，检察院偏听偏信，歪曲事实。”给他戴手铐时，他把手铐摔得“啪啪”响，冲着办案人员喊到：“我要告你们！” 矫智仁以为检察机关是以挪用公款罪对其立案，于是，他从容不迫、非常“专业”地向审讯人员讲起挪用公款罪的构成要件，说明自己不涉嫌犯罪的种种理由。办案人员趁他谈兴正浓，打断了他的话：“你所讲的挪用公款问题，我们暂时不予涉及，检察机关对你是以受贿罪立案侦查。”矫智仁一听，顿时懵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苦心准备五个多月，大方向却搞错了。事后矫智仁承认说：“你们这第一张牌打得太厉害了，我确实没有想到。” 一阵慌乱之后，矫智仁凭借自己稳固的心理，开始向办案人员试探。他对审讯人员说：“你们提示提示，我有哪些受贿问题。”“12个小时以内，如果我想不起来有什么问题，你们会怎么办？”审讯人员告诉矫智仁：“对于你个人的犯罪问题，讲比不讲好，早讲比晚讲好，自己讲比别人讲好，主动讲比被动讲好。”让他自己考虑。矫智仁认为，只要自己不开口，到了12小时，检察院就得让自己回家。在传讯的第八个小时，省检察院领导果断决定，对矫智仁实施刑事拘留，打掉其幻想。矫智仁听到对其刑事拘留，如同当头一棒，体会到了检察机关执法的坚决性和果断性。 矫智仁相信神，也相信关系网，认为钱能通神，神会保佑他。进入看守所后，他得到一块毛巾，上面有“香港回归纪念”字样，他视为珍宝，舍不得用，认为“回归”是吉祥语，对他的前途命运的一个预兆，只要自己能扛过这一关，就能“回归”。他自负地对同监室的犯人说：“现在时候未到，到了一定时候，会有人替我讲话的。”办案人员告诉他：“你别做梦了，没有一个人为你说情。”办案人员让他捧着那块印有“回归”的毛巾，把他转移到监管措施更加严格的看守所。矫智仁的心开始凉了下来，提出见律师。律师根据矫智仁家人提供的情况，也以为检察院是以挪用公款罪对矫智仁立案，对受贿罪没有作任何准备。在会见中，矫智仁不顾警告，提出许多与案情有关的问题。他问律师：“检察院在我家搜查出多少东西？”“某某（涉案人）现在如何？”对这类问题，律师回答“不知道”或“不太清楚”。矫智仁大失所望，非常沮丧地说：“花钱请这么个人有什么用！以后不要让他来了。” 矫智仁的自信心受到打击，思想斗争加剧，由自信转入多疑，由镇静陷入焦虑。但他不是那种轻易就范的人，为了掩饰内心的慌乱，他开始用强硬的态度和无理的要求搅乱正常的讯问。矫智仁说：“你们讲的道理都对，但对我一句都不适用，我没有任何受贿问题，我是被人陷害的。”说完就闭目养神，对办案人员的提问不理不睬。有时则无事生非，纠缠不休。审讯室的门没有关严，他大吵大闹：“你们准备把我冻死！”上午刚到11点，他就要回监室吃饭，下午找借口躺在床上不起来。针对矫智仁的嚣张气焰，办案人员采取了依法管理的对策：依法规范其言行，按规定戴械具，进门喊报告，夜间也要值班，和其他犯人一个待遇，不搞特殊照顾。 在审讯僵持不下阶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山东省委书记吴官正给省检察院检察长国家森写信，表示坚决支持检察机关依法办案，指示：“要以反腐败的实际成果昭示中央和省委反腐败的决心，取信于民。”吴书记的信传达给每一位办案人员后，大家群情激奋，信心更足了。 接下来的几天，矫智仁改变方式，以绝食相威胁，要求停止审讯，让他休息几天，并要求改善伙食。省检察院的办案人员没有让他的阴谋得逞，严正告诉他：“我们不会让你饿死，但也不可能给你特殊照顾。”不管矫智仁吃不吃，办案人员按时把水和食品放在他面前。硬撑了两天，矫智仁看办案人员不吃他这一套，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趁主审人员回省检察院汇报之机，给其他办案人员要鸡蛋吃，还自我解嘲说“好死不如赖活着”，“绝食行动”狼狈收场。 经过近一个月的较量，矫智仁感到不交代一些问题很难过关，终于软了下来，一改硬顶硬抗的态度，说：“不是我态度不好，我过去看病医院有诊断证明，我大脑缺氧，小脑萎缩，是记忆力差的原因。”“我承认自己有问题，但并不大。你们不要把我想象为多么大的腐败分子，在当前环境下，收点烟酒、购物卡，报销点费用什么的很正常，不正之风中我的可能稍微严重些，但我的问题绝不会象薛玉泉那样严重，充其量也就十万八万元。” 办案人员看出矫智仁的心理防线开始松动，抓住矫智仁怕其儿子受牵连的心理，运用已经查证的其子参与共同受贿和大肆偷税的事实，向他出示其子被依法传讯的法律文书，使矫智仁方寸大乱，连连表示：“儿子开公司，老子是当然的董事长。希望你们能对他网开一面，我承担全部责任。”接着便交代了自己利用职务之便，在儿子办公司过程中向下属单位索要“赞助”挪用公款的事实，并第一次在交代材料上痛痛快快地签了字。 经过30余天的较量，矫智仁第一次流下了悔恨的泪水，开始主动交代问题。但矫智仁的心理防线不是一道，而是数道，在畏罪、侥幸心理的作用下，一道被突破，另一道又很快构筑起来。在交代了一批他认为已经暴露或可能暴露而又数额不大的问题后，他表示：“问题全部交代完了，再让我说，我就要编故事了。”并不断地试探：“我这个案子你们上了多少人，是不是都在莱州？你们在我家扣押了多少财产？”“证人说给了我钱，如果我不承认，能不能定案？”“你们除了查我的经济问题，其他方面的问题查不查？” 面对审讯僵局，办案人员分析认为，矫智仁拒供，是畏罪心理的体现，担心数额大了量刑重。他向审讯人员提出：“能不能把我的犯罪数额控制在一百万元之内？”当审讯人员告诉他检察机关掌握的数额早已超过了百万，他又提出：“能不能控制在150万元以内？”审讯人员从“犯罪数额与认罪态度”入手，引导他正视客观现实，珍惜争取从宽的开端，检察机关掌握其重大问题，犯罪数额在本案已不是决定因素，只有把问题全部交代清楚，才能为“态度”划上圆满句号。此时，矫智仁思想斗争十分激烈，办案人员适时抛出矫智仁未交代的几个行贿人的名字。矫智仁的心理防线趋于崩溃，跟办案人员要纸要笔，亲笔书写了其主要犯罪问题，随后，陆续交代了其他犯罪问题。 在审讯最后阶段，矫智仁仰头望着天花板，强忍着眼泪说：“我败了。”矫智仁对审讯人员说：“我没想到省委反腐败的决心这么大，会把我的案子交给检察院处理。我从来没有跟人说过熊话，今天我向检察机关道歉。我输了，我错了，我向你们道歉......”在开庭审理前，矫智仁一再表示：检察机关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办案人员是客观公正执法的，对我本人是真诚负责的，我完全相信检察机关的指控，不要求也不允许家人请律师辩护。 矫智仁案件不仅审讯难，而且调查取证的难度也非常大。2001年2月中旬，八名办案人员组成四个取证小组，奔赴莱州、烟台等地。 出于各种心理，这些证人心存顾虑，不愿或不敢作证；多数涉案人员相互认识，经常交流规避侦查的“经验”，串证、消极对抗的情况比较普遍，一部分证人互相通气，结成“同盟”。有的证人事先已经与矫智仁订立了攻守同盟，一直在考虑如何对付纪检部门或检察机关的调查；有的公然拒绝作证。 矫智仁的犯罪跨度时间长达十年，期间许多企业的改制、破产倒闭、乡镇撤并，账目、文件混乱，给固定证据增加了难度；矫智仁案发后，其妻钟某某在外潜逃达八个月之久，儿子到处逃窜近两个月，一些行贿大户也闻风而逃回避作证，使调查取证工作困难重重。 每找一个证人取证，如同办一个小案子。在半年多的时间里，省检察院八名取证人员在烟台市检察院和莱州市检察院的协助下，先后找了500多个证人调查取证，其中行贿人有100余个，形成证人证言1000余份，调取各种书证500余份，终于取得了另一个战场的胜利。（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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