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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簸崎岖的道路，戒备森严的士兵，弹痕累累的大楼——这是一周前我们一行三名新华社记者进入拉姆安拉采访阿拉法特的一路所历所见。
20日以色列刚刚发动“坚定之路”军事行动之际，我们在拉姆安拉阿拉法特官邸大楼3层唯一一个比较完好的会议室里见到阿拉法特本人。我们离开不久，以军坦克重新开进这座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政治中心城市。23日凌晨至今，以军坦克再次进入并驻扎在阿拉法特官邸大院内，阿拉法特一个月内第三次处于以军围困中。
艰难通过以军检查站
从耶路撒冷去拉姆安拉本来路程并不算远，但以军“坚定之路”军事行动开始之后，抄近路和巴勒斯坦人一起排队等候通过以军检查站变得异常困难，所以我们这次走的是专为以色列在西岸定居者修建的安全通道。这条路尽管稍远，但是宽敞空旷，一路基本通行无阻。不过，这条路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不太安全。由于经过这条路的基本上都是以色列定居者，我们的汽车挂的又是显眼的黄色以色列牌照，所以存在遭受巴勒斯坦极端分子冷枪的危险。
随着拉姆安拉的临近，公路的路面逐渐变得糟糕起来，我们也不得不减低速度。在公路忽然变成土路、汽车尾部卷起巨大灰尘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以色列检查站：高耸的铁网，全副武装的士兵，随时向过往行人车辆瞄准的机枪……我们格外谨慎，生怕一不小心招来不明所以的扫射。
本来此次采访我们已经通过使馆给以色列国防军打过招呼，首席记者明大军的名字以及我们所乘座汽车的牌号已经报告给这个哨所，但是我们过关时还是碰到了麻烦。以色列士兵花了整整一刻钟查看我们的记者证并打电话核实我们的个人身份资料。就在以色列士兵再次走向我们的时候，明大军以为终于可以走了，于是轻轻松开汽车油门，汽车缓缓地向走向我们的士兵滑动了一下。但就是这一微小的动静，也触动了以色列士兵敏感的神经。拿着我们证件的士兵立即大喊停车，同时我看到不远处哨所里一个黑洞洞的机枪口已经迅速地瞄准了我们的汽车。明大军立即一脚踩死了刹车。
紧接着，以色列士兵告诉我们，还是不能进去，因为我们报名的只有两个人，而现在车上坐着三个人。原来，新华社加沙分社的王昊是临时决定一起去的。
怎么办？总不能把王昊一个人留在以军检查站，在黑洞洞的枪口下忍受太阳的暴晒吧？明大军据理力争，说中国护照和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核发的记者证总不会是假的吧？何况，我们三个人中只有王昊懂得阿拉伯语，我们一起去拉姆安拉再正常不过。以色列士兵又反复打电话征求上司意见，最后才同意我们过关。
采访车遭遇围追堵截
好不容易过了以军检查站，我们很快又碰到另外一个难题：公路已经被以军坦克破坏得面目全非，路边的指向牌也不知葬身何处———我们迷路了。本来觉得好像是在沿着大路开，但忽然发现到了一个新近废弃的加油站，再无路可走。这个加油站看来规模不小，但已被破坏得不像样子了，一堆废铁散落在枯草丛中。
明大军立即掉转车头。废墟中，车轮不知道碰到什么东西，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这时候，我们几乎同时想到：如果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在这里埋设了对付以军坦克的地雷怎么办？在以巴地区工作，我们的安全神经也变得异常敏感。小心翼翼地掉头后，车子终于又返回原路。
几经周折，我们终于驶上一条看起来不错的大路。公路上一辆车没有，由于时间紧张，且我们又以为上了正路，所以把车开得风驰电掣，时速超过了100公里。可就在我们紧张赶路的时候，意想不到的麻烦又来了——两辆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来的以色列军用吉普车忽然出现在我们车后，一边用喇叭高喊停车，一边全速赶上我们并熟练地前后包围了我们的采访车。
就在他们包围我们的同时，我也看到前方大约100米远的路上横着一排厚重的水泥墩子，原来这条路也已经被以军堵死了。我们如此高的车速，显然也引起了他们的怀疑。
这次对我们进行围追堵截的以色列士兵大约有六七人。他们训练有素，在其中一个士兵向我们问话的时候，其他人都警惕地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右手紧紧地扣着步枪的扳机。还有一个以色列士兵以半开的军用吉普车的防弹后门做掩体，用枪直接瞄准着我们。看来，我们这几个老实得不能再老实的中国记者，被他们当作了恐怖嫌疑人。
糟糕的是，这几个士兵英语都不大灵光，王昊的阿拉伯语又用不上。我们解释再三，领头的那个士兵还是一个劲地问：什么人，干什么，为什么在这里？后来，我们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告诉他我们的来意，他才慢吞吞地拿起步话机叽里咕噜地用希伯来语和指挥部联系。最后，他一摆手，终于示意我们可以走了，并告诉我们正确道路。这条路上还有一个以军哨所，但是那里的士兵显然已经得到指示，所以对我们客气得多，我们过关所用的时间也少得多。
官邸宛如一场噩梦
如果用一个词形容我见到阿拉法特官邸围墙被推倒的景象时的心情，那只能是“震惊”。虽然我曾多次在电视上看到这里劫后凌乱不堪的画面，可当我亲身来到这里的时候，还是不由自主地被震惊了。官邸大院的围墙已经完全被推倒，当地人在以军撤离后把水泥碎块沿着原来的围墙地基堆起来，上面再堆放些铁蒺藜，当作临时围墙。
官邸大楼已经面目全非，到处是弹洞和火烧的黑迹，最大的弹洞比一面窗户还大。大楼面向主要街道的一侧看来已经无法继续使用。楼顶飘扬的一面巴勒斯坦国旗也和大楼一样，在阳光下显得破旧而伤痕累累。
官邸入口处堆着高高的沙袋，只留了一个仅容一人通行的窄道供阿拉法特和工作人员出入。几个阿拉法特的保镖守卫在大门口，其中一个保镖一手拿枪，一手玩弄着一串显然是作为吉祥物的项链，似乎是在祈祷着什么。
人人都已知道以色列士兵很快就要再次围困这座大楼。此前两天，耶路撒冷相继发生了两起严重的自杀爆炸，其中一起还是过去6年来发生在耶路撒冷最严重的袭击。山雨欲来，阿拉法特的保镖及巴勒斯坦负责守卫这座官邸的特种警察显然已经做好了迎接攻击的准备，官邸大楼的内部走廊上和所有窗口都堆起了沙袋。
由于大部分工作人员已经撤出，各个办公室都显得空荡荡的，基本上都是空有四壁。一些工作人员正在抓紧时间给手机充电。大楼里似乎没有多少人。一些办公室的地板上散放着铺盖被褥，显然是工作人员的休息地。整个官邸大楼内弥漫着一股污浊的气息，这是因为窗口都被沙袋封起来不透风的原因。
阿拉法特的办公室位于大楼三层，进入这个办公区要经过一个特别的门岗，但是也只是问了几句话，并没有金属探测器，也没有搜身。而就在此前一天，我们在耶路撒冷以色列总理办公楼采访以色列总理沙龙的时候，不但要提前40分钟接受安检，而且还被保安搜身，连鞋子都不放过。
阿拉法特的这个门岗由他的一个私人保镖守卫。保镖40多岁，显得精明强干。在阿拉法特办公室对面，是一个负责外部联络的通讯机房，也是机要室。这里的工作人员走路都是轻轻的，仿佛惟恐打扰了阿拉法特的工作。阿拉法特的一个专职摄影师负责接待我们，但是他拒绝回答所有问题。在我准备拿出相机拍摄大楼内部情况的时候，私人保镖坚决地阻止了我。
我们顺利地见到了阿拉法特。当我握着他那苍白柔软的手时，我知道，这对我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因为我握的是一个注定要在历史留下一笔的伟人的手。这只手拿过战斗的枪，也捧过诺贝尔和平奖奖章。这只手本来是要紧紧抓住和平的橄榄枝，但现在橄榄枝已经悄然滑落。
在完成采访回耶路撒冷的路上，在一个以军检查站，以色列士兵问我们：见到阿拉法特了没有？我笑着说，当然。这个全副武装的士兵忽然很好奇地问：他紧张吗？以色列士兵的意思明显是说，我们就要再次围困他了，他应该有些紧张吧？回到耶路撒冷后，仔细查看我拍摄的阿拉法特照片，我发现，阿拉法特不但不紧张，而且几乎在每张照片都带着笑意。(作者:聂晓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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