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痛撕咬人

        51岁的刘海碧看上去完全像一个60多岁的老头，14日记者到忠县拔山镇采访时，他在儿子的搀扶下在镇上的一个小药铺前买药。他走路很吃力，走走停停还喘着粗气。据他称，他是二期尘肺病兼合并肺结核患者。

        刘海碧1993年去宁波鄞州打工，在宁波鄞州这个地方有很多乡镇企业，他们用收割的蔺草生产一种草席的半成品出口到日本。蔺草在生产成草席之前，必须先在烂泥里经过药水浸泡后再烘干抖掉草上的灰尘等一系列工序，这些工序将产生很大的粉尘，刘海碧便在这样的粉尘环境中工作近9年。当地的工厂则把这一系列的工序统称为“拔草”。

        刘海碧到鄞州打工时41岁，正值壮年。他有两个儿女，为了让他们能够上学，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条件下，他在一个简陋的厂房从事着第一线的“拔草”工作，每天早上三四点钟开始，直到晚上九点多钟才能收工。刘海碧说他打工多年一直不知道这项工作的危害性，只是在2001年宁波市防疫部门通知老板带厂里的工人去检查，他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后来他要求老板为他换一个工种，遭到老板的拒绝。

        2002年1月6日，因气喘不能再工作的刘海碧请假回到重庆忠县，经过一年的治疗，刘海碧的病情并未有所好转，他说他已“倒床”好几个月了，日常生活起居全靠家人侍候，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刘海碧说如果不是因为生病，他今年还要去宁波鄞州打工，这席话让记者感到既吃惊又悲哀。

        拔山受重创

        今年60岁的谢有忠老人也是拔山镇人，记者到他家采访时，小孙子正在给病床上的他端茶送水。1996年7月，谢有忠前往浙江宁波恒泰草制品厂打工，工种是清洁工。在该厂的七年中，他负责包括“拔草”场在内所有厂区的清洁卫生，晚上则睡在“拔草”场。由于接触粉尘工作七年，常感觉胸闷的谢忠友怀疑自己得了尘肺病，

        2002年10月11日谢有忠申请离厂，在离厂之前要求厂方出证明为其体检。但厂方不答应，并“好言相劝”按每月200元的标准，以7年时间计算一次性给他一万多元了结此事，谢拒绝了厂里的条件。在谢忠友的强烈要求下，他于2002年10月8日与厂方老板一道前往鄞州防疫站检查。14日，检查结果下来令谢忠友非常吃惊——他没有尘肺病。厂方凭借这一结果马上翻脸，一分钱不给让谢忠友走人。谢忠友怀疑厂家做了“手脚”，不相信防疫站的检查结果，又分别在杭州的几个大医院检查，结果是他患有尘肺病。为了向厂方讨一个说法，谢忠友说等病稍好一点后再去宁波。

        像刘海碧、谢忠友这种悲惨遭遇的民工还很多。李帮财是最早被发现患有三期尘肺的忠县民工，用人单位欺负他不懂法，用5万元钱和他一次性了结。回到重庆后，李帮财病情加重，曾到西南医院住院一段时间。经过咨询律师，李帮财发现自己受骗上当，之后，李帮财又回到宁波向用人单位讨说法。如今，李帮财住在一间租赁房内卧床不起，肺水已被抽了三次，随时都有可能死亡。而厂方赔偿的5万元钱基本上花光，现在等着用人单位拿钱救命。据悉，除李帮财外，他的哥哥和弟弟也不同程度患上了尘肺病，由于厂方不出证明，李帮财的哥哥至今都还没有拿到职业病诊断证明。

        据悉，拔山镇是忠县民工到宁波鄞州从事粉尘工作最集中的一个镇。截至拔山镇司法所12日的不完全统计，该镇在宁波鄞州打工的49人中，被当地防疫部门确认患有尘肺病的民工有17人，另32名以个人的名义到医院检查，都被认定患有尘肺病。而患有尘肺的17名民工中，有9人通过协商得到了不多的赔偿，其余8人尚未得到解决。

        记者还从司法所的一位负责人那里了解到，这10年来，前往宁波鄞州打工的拔山镇人不下1000，他们或多或少与粉尘工作有一定的接触。也许再过10年，这个镇将成为职业病泛滥的重灾区。

        维权路漫漫

        黄学权是忠县新立镇法律服务所的工作人员，为了帮患有尘肺病的忠县民工向用人单位讨一个说法，他在宁波呆了一年。

        13日，黄学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摇着头说，忠县民工在当地维权实在是太难了。2002年3月，黄学权受尘肺病患者严学富、叶国忠、潘秀英的委托到宁波去为他们打官司，在此之前三人曾请了当地的律师为他们打官司，但当地律师违背职业道德，与老板勾结出卖了他们的利益。黄学权说，忠县民工在当地患职业病的很多，但真正得到法律公正解决的却很少。

        据黄学权了解，当地草制品厂的老板90％以上都是当地发了财的农民，买台机器就搞起了生产。这些老板不懂法，民工患了职业病后就哄、骗、压。由于职业病鉴定的前提条件必须要用人单位盖章，很多患了职业病的忠县民工都因用人单位不盖章而得不到应有的诊断，这给他们以后的索赔设置了障碍。黄学权说，为了让用人单位盖章，他的当事人叶国忠和潘秀英夫妇等了大半年的时间。然后到有关行政部门做工伤认定和伤残认定又花了很长的时间，直到去年12月，这些认定材料才下来，他们才得以向当地劳动仲裁部门申请立案。

        在宁波呆了一年的黄学权最大的感受是民工维权太难，由于当地经济60％都由蔺草企业支撑，地方保护主义严重。黄学权说，一名叫严学富的忠县民工因患上职业病向用人单位索赔20万元，但由于用人单位垮了，他仅得到8万元的赔偿，除去生活费等各种费用外，仅剩下2万多元。民工严时淑是二期尘肺，按有关法律法规用人单位应一次赔偿她30万元，但厂长只拿9万元给她了结。严时淑不同意，厂家威胁她说“你到宁波打官司行不通，要请律师只有到重庆或杭州去请，你愿意结算就结算，不结算你休想拿走一分钱！“严时淑说，由于当时没钱，怕在宁波耗不起，只好和厂家签了和解协议。严时淑的丈夫是一期尘肺，妻子的前车之鉴让他坚持不和厂家和解，现在还在打官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