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心理系 谢晓非

　　倘若民众在第一时间面对某件与切身利益相关的灾难性事件时，个体的任何反应都可能发生，其中最典型的反应便是收集和传播该事件所涉及的各种相关信息。与此同时，倘若民众获得信息的正常渠道不畅，那么，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就会盛行。因此人们每日关注信息的次数可以反应出某些个体的特点。最近，北京大学心理系风险认知课题组在一个有关SARS问题的心理学研究中，测查了被试平均每日关注信息的次数，发现被试从每日一次到每日数十次各有不同。

　　遭遇重大事件而经常搜索信息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干的事情，这是一个行为指标。但是，每日只搜索2－3次和每日要搜索上10次的人，会有相同的心理体验和相同的人格特质吗？数据分析发现，尽管所有被试都会每天关心SARS的相关信息，但大多数被试的次数是在5次以下。而在每天搜索信息5次以上的被试中，有些被试的搜索次数相当频繁，比如十几次，甚至几十次。我们以5次为中间点对被试进行划分的话，统计检验后发现，每天信息搜索次数大于5次的被试报告说，他们的工作与生活更容易受到干扰，而且在对SARS知识的了解也有显著差异，搜索信息频繁的被试认为，自己在SARS方面的知识更缺乏。因此，我们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是，被试在过频地进行信息搜索的同时也觉得生活受到了干扰。虽然，我们无法确定究竟是因为过于频繁地搜索信息干扰了人们的生活；还是因为觉得心情烦乱才这样频繁地进行信息搜索。从两类被试在知识了解上的差异来看，也可以理解为被试之所以高频率地搜索信息，是因为要弥补自己相关知识的缺乏。但无论如何，频繁地搜索信息使自己时时刻刻处于事件紧张的氛围中而注意力不能转移，这是心理焦虑的来源之一。这一简单的事实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在重大灾难事件中的个体，其行为的适当与否可以体现个体心理的焦虑水平。

　　重大灾难降临的时候，我们的理性究竟应该从何而来？我们在最近的研究中，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也值得注意的结果：有医学背景和没有医学背景的学生被试，他们在焦虑水平、生活和工作受干扰的程度方面都存在着显著差异。我们将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学生与北京其他高校的学生进行比较，前者的焦虑状态低、生活与学习受到干扰的程度小，同时很少从众行为；可以说面对SARS表现得相当冷静、理性和有条不紊。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学生与其他被试群体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其专业背景的不同。为什么专业背景能够给我们带来理性呢？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其知识背景使他们能够正确地知觉信息，能够从纷繁的信息中筛选最真实的内容。

　　心理学研究表明，如果一个人能够排除一些次要因素的干扰而认识到事件的本质，他就有可能更理性地应对和处理突发性事件。因此，公众理性的重要来源之一就是合理采集和吸收相关的专业知识。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及时提供专家专业性的咨询和服务，也是舒缓心理恐慌的重要策略。国外已有大量的研究证明，专家与一般民众在风险认知上往往存在较大的差异，民众的心理恐慌部分来源于对某些专门领域缺乏专业的知识。Slovic、Fischhoff & Lichtenstein（1980）研究中，选取包含风险活动或技术，比如核能、吸烟、杀虫剂、机动车辆等30个项目，让一般民众与具有专业知识的专家对上述30个项目按照风险程度的高低进行排序。结果发现，一个妇女团体的成员组以及高校学生组都将核能风险排在第一位，而专家组仅将其排在20位。所以，当我们面对一个危险、陌生的情况而不知所措时，最简单的策略就是遵循专家和专业机构的建议。

　　同时，我们的近期研究还表明，大学生对父母的依赖程度也会影响他们在SARS中的表现。也就是说，依赖性高的学生更容易产生从众行为，认为SARS对自己的影响更大，更容易将SARS归结为人为灾难，同时认为SARS更令人忧虑。众所周知，大学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群体，他们代表着社会最重要的进步力量；即将成为社会建设的中坚，但他们同时还处于成人的边缘，仍然比较脆弱，需要父母给予直接的心理和物质的支持。大学生们也许有理由依赖父母，这无可厚非，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如果从他们即将担当的社会重任出发，我们有理由期待他们在大学这个特定的阶段中成长和成熟起来，逐渐摆脱那种过度的依赖。因为，人们在因依赖而得到情感慰藉的同时，可能也在失去独立应对危机的能力。这种依赖性容易夸大危机对自己的影响，产生更多的忧虑，因而更多地从众而不是理性行事。

　　一场灾难就象一块试金石，把众生百态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研究给了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对SARS知识的了解、公民意愿、从众行为、对于父母的依赖等因素，都可以帮我们找回理性。个体所拥有的关于SARS问题的知识越多，从众行为越少，公民意愿越强，对父母的依赖越少，其行为表现就越可能体现出民众认知的理性。所谓民众认知的理性，就是要对风险事件能够进行客观的解读，了解事件的本质，而不轻易被无关因素所干扰。毫无疑问，面对严重的风险事件的时候，如果民众具有认知和思维的理性，就能有效地应对危机，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二十一世纪，只有理性的民族才是真正强大的民族。

　　（备注：本课题组成员包括谢冬梅、郑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