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记者　林洁　黄熹　刘海陵　实习生　谭茜琛　图/本报记者　陈秋明

　　百姓看治安，看到的往往就是一些“轻微犯罪”，这是市民安全感的晴雨表，特别是“两抢两盗”的案件，它的发案率直接关系着百姓对治安的整体评价。

　　可是，面对部分轻微犯罪，人民警察有着说不出的无奈：抓了一个偷窃现行犯，不是数额够不上检察院、法院定罪量刑的起刑点，就是“一对一”毫无旁证，眼睁睁地依法“放虎归山”；收容遣送制度取消后，大量的站街女、三陪女、乞丐、流浪汉、小偷小摸者找不到一个“法律口袋”装起来，违法和轻微犯罪不断，偏偏奈何不了他……

　　公安机关在执法过程中遇到一系列的法律瓶颈问题，只靠自身的力量无法解决，但如果要从根本上缓解治安的压力，这又是迫切要解决的关键。

　　广东省人大代表汤明合、江波、朱列玉，省政协委员赵同顺及法学专家、政法工作者杨剑钊、赵振江、甘正培、钟闻东昨日齐聚羊城晚报社，进一步为处在治安“风口浪尖”的轻微犯罪问题把脉开方。

　　从立法上下功夫，这是他们的共识。加大行政处罚的力度、借鉴国外经验为“轻罪”单独立法，推动“证人法”的修订……一个个很有见地的想法和建议碰撞出了“火花”。

　　症状：“飞车抢夺”情节严重

　　药方一：量刑考虑不枉不纵起刑点不一公检法三家对定性未能达成共识

　　“报道站得高，比较客观深入，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一大早，陆续前来的与会代表翻开本报从9月11日起推出的“思考广东治安”的一系列报道，这样评价。

　　回应本报在报道中提出的许多问题，特别是起刑点不一的问题，广东省政法委的杨剑钊作了细致的补充介绍。特别是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飞车抢夺”问题，他介绍说曾经有人提出公检法三家统一的意见，定性为“抢劫”，加大惩处力度，但一直没能达成共识。他认为，针对“飞车抢夺”中一些情节严重的，完全可以依照现有的法律在量刑上予以充分的考虑，达到对犯罪“不枉不纵”。

　　他提出，警力不足也是制约起刑的一个重要问题。抢夺的起刑点经过多次协商，最后定为500元，本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这样一来，在一些地区，不仅是公安机关，还有法院和检察院的人力都严重不足，执法、司法资源的欠缺使他们办不了那么多的案子。

　　他说，他个人认为，现在很多大型商业活动的保卫工作动辄出动上千警察，这样的做法十分不可取，应该从立法上予以杜绝。因为私营的商业活动是盈利行为，保卫方面支出应当纳入成本核算，让身为行政执法者的警察花纳税人的钱为他们做保卫，应当是不合适的，广州有一些地区商业活动频繁，警察也疲于奔命，这些活动应当借鉴国外的经验，聘请保安公司。

　　广东省政协委员赵同顺表示，警力配备充足是个需要充分重视的问题，北京、上海的巡警配备情况要比广州好，秋交会马上要开始了，犯罪分子更是蠢蠢欲动，警力不足到时会面临比现在更严重的局面。

　　症状：拘留10天、8天起不到震慑作用

　　药方二：立法加大行政处罚

　　建议省人大根据实际情况对行政处罚作出补充规定

　　“我们传统的打击犯罪手法十分管用，但是有的却不太合法；而现在我们的处理方式合法了，但效果有时又不大明显。”报道中一位老警察的话，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

　　广州市检察院侦查监督处副处长赵振江表示，针对一些违法犯罪活动，公检法起刑点不一的问题，没有谁对谁错之分，因为三个机关的法定职能不同。检察院、法院是司法机关，公安机关是行政机关，它担负着行政管理的职能，要纠正以法律代替“行政处罚”的观念偏差。

　　赵振江提出，随着法制的发展，法律对“刑事犯罪”的定罪要求会比较严格，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一定程度上宁愿“放纵犯罪”，这是符合现代法律精神的，因为一旦“冤枉了好人”，那就无可挽回了。而犯罪分子也在研究法律，钻法律空子，这在客观上造成取证比较困难。

　　他建议，在刑事罪责不可以有所改变的情况下，应当加大行政处罚的力度。他认为目前我们行政手段的效果并不好，对于目前一些猖獗的轻微犯罪分子，拘留10天、8天根本起不到震慑作用。既然目前国家大法尚不太可能有大的改变，那么广东省人大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不与上位法冲突的情况下，对“行政处罚”作出一些补充规定。

　　赵振江强调，检察院不起诉不代表“不需要负违法责任”，从行政处罚上认真研究，肯定可以找出有利治安形势的有效办法。

　　症状：潜在犯罪可能群体大量存在

　　药方三：特殊预防劳教立法

　　劳教并非单纯地剥夺人身自由还有矫治感化治疗功能

　　刑法学博士甘正培从理论层面提出了进一步的观点。

　　她分析了目前的社会现状就是人多违法多犯罪多，在这个层面上必然制约了政府的管理水平，一边是贫困的生活，道德的低下，另一边是警力的不足，经费的不足，这必然导致轻微犯罪的滋生。

　　但对于国家刑事法律来说，肯定是“宽进严出”的，司法机关不可能降低起刑点，那么关键的问题在治安处罚层面。目前我们国家刑罚的指导思想对“特殊预防”重视不够，这是相对于“一般预防”而言的，“一般预防”就是把每个人都当成潜在的犯罪个体去进行立法，而“特殊预防”针对的则是那些流浪汉、好逸恶劳的人、卖淫女、小偷小摸等我们一般界定在有潜在犯罪可能的群体上。

　　她提出，必须认识到，治安处罚包括劳教并非单纯地剥夺人身自由，其还有矫治、感化、治疗的功能，这种建立在“特殊预防”上的立法在国外是得到相当重视的。

　　依她个人的观点，她认为当务之急，是对劳教进行立法，“管住”轻微犯罪问题。因为我们强调的“严打”对轻微犯罪的效用是很有限的，如果有一部独立的“劳教法”，从根本上能解决目前对部分轻微犯罪“束手无策”的局面。

　　症状：个别地区案件多得根本办不完

　　药方四：刑法确立轻罪概念

　　比如盗窃不讲数额直接以“轻罪”定，程序简单

　　广东省人大代表江波对治安出现异动原因提出了几点看法，他认为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相对富裕的珠三角地区承担了外来人员低层次犯罪的直接冲击，社会的保障体系与诚信体系也跟不上。

　　他认为解决轻微犯罪的惩处问题落脚点还是要改变上位法（国家法律）。针对目前警力、司法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在刑法上确立一个“轻罪”的概念很有必要。

　　据记者了解，虽然抢夺案的起刑点是500元，但广州市某区公、检、法三家内部协调决定，他们区起刑点是1000元，并非他们有意“别扭”，实在是案件多得他们根本没办法办完，只好如此权宜一下。

　　“轻罪”概念的确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个矛盾，因为轻罪的定性对程序和证据的要求都要简单一些，比如盗窃不讲数额直接以“轻罪”定，程序简单，可以在较大程度上节约司法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