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幺（作者为留美法学博士）

　　最近国内议论纷纷，就沈阳黑社会老大刘涌改判死缓一事众说纷纭。

　　事情源于2003年8月15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二审判决中“鉴于…本案的具体情况”对刘涌由死刑改判死缓，民间舆论大哗。然而也有诸多的“法学家”，称改判如何合理，如何正确，如何有利于中国人权的改善，如何促进中国法制的发展。这些“法学家”中有：

　　刘涌的辩护律师、中国律师协会刑事辩护委员会主任、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田文昌；

　　《沈阳刘涌涉黑案专家论证意见书》签字人，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著名刑事诉讼法学教授陈光中；

　　《沈阳刘涌涉黑案专家论证意见书》签字人，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刑法学专家陈兴良；

　　《沈阳刘涌涉黑案专家论证意见书》签字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院长、刑法学教授周振想；

　　就象大多数网民，老幺感到“莫名惊诧”。当年老幺是读着陈光中等人编辑的法学教材走向法律的殿堂，就在多年以后的今天依然对中国法学界的泰山北斗们心怀尊敬。然而这一次“法学家”们对刘涌案所持的态度和观点不仅令人难以信服，而且从某种程度上亵渎了法的精神。

　　田主任、田文昌律师的主要观点是“证据不稳定说”，也就是传说中的“刑讯逼供”以及事实上的“翻供”。田大律师语重心长地说道，“程序的不正当直接影响到司法的公正和结果的公正。把判决改过来，这应该说是中国法制环境进步的一个例证。”

　　然而，以老幺的理解，证据不稳定或者证据不足应当是由高院“发回重审”，而不能以此作为减刑的条件。法定减刑条件在法律上有着明确的规定，其中并没有“证据不足，减轻判罚”一说。实际上，如果证据不足不足以定罪，恐怕应当“无罪释放”吧！

　　田主任、田文昌律师的另一个观点是“首犯不负责说”。刑法第26条第3款规定：“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但在二审中，集团成员宋健飞被判死刑，作为犯罪集团首要分子的刘涌却被放了一条生路。田文昌解释道，“举一个例子：比如一个盗窃集团中的一个成员，在盗窃时，又猥亵妇女，那么这个集团的首犯就不应该为那个成员猥亵妇女的行为负责。”

　　然而，老幺认为，田律师这个例子并没有说明问题。盗窃集团中的成员猥亵妇女如果是为了个人的快感，是出于“私心”，集团首犯也许不需要为那个成员猥亵妇女的行为负责；但如果该成员猥亵妇女是为了保证盗窃的顺利进行，是出于“公心”，或者得到了集团首犯的授意或许可，那么集团首犯就应该为下属成员的犯罪行为负责。

　　所以说，宋健飞如果是为了个人的私愤，是出于“私心”，刘涌也许不需要为宋健飞的行为负责；反之，如果宋健飞是为了保证刘涌集团的顺利运作，是出于“公心”，或者得到了刘涌的授意或许可，那么刘涌就应该为宋健飞的犯罪行为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