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有人要说，这样可能加重救助所在地政府的负担。但笔者想反问一句：把受助者送回“老家”，难道就不是当地政府的负担吗？反正都是政府的事儿，何必在此地政府和彼地政府之间折腾？ ■盛大林 《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已正式实施近3个月，救助管理站运作的情况怎样呢？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日前来到了北京朝阳区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站，发现这里管理规范、运转有序，但同时也出现了不少让救助站“头痛”的问题（据10月20日《中国青年报》）。而除记者发现的问题外，笔者还从报道中另外发现一些问题。试分述之—— 据报道，8月中旬，民警护送来一名20多岁的流浪男子，在站里住了两天，救助站给他买了去广东的车票，并把他送到了火车站。“可前几天这小伙子又被送来了，听民警说他根本就没离开北京，车票可能也被他卖了。 记者报道上述这个男子显然意在说明救助站遇上了无赖式的受助者，这当然是个问题。但笔者注意到救助站为这个男子购买了火车票，这显然是不符合规定的。因为根据《救助管理办法》第七条第五款规定，“对没有交通费返回其住所地或者所在单位的，提供乘车凭证。”《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十一条规定：“受助人员返回常住户口所在地、住所地或者所在单位时没有交通费的，由救助站发给乘车船凭证，铁道、公路、水运等运输单位验证后准予搭乘相应的公共交通工具。”也就是说，救助站应该提供的是“乘车凭证”，而不是为受助者购买车票。“乘车凭证”不需要花钱，而买车票却需要财政埋单。 救助站为什么要为受助者买车票？是因为不知道规定吗？不太可能。是因为钱多得花不完吗？也不太可能，报道中也提到救助站的日子“过得紧巴巴”。据笔者推测，最大的可能是“乘车凭证”不管用。根据《救助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交通部门也有配合救助站救助的义务，但交通方面似乎并不买这个账。要知道，运输单位，包括国有运输单位和非国有运输单位，都是企业，而不是慈善机构，它们的服务都是要收费的，“乘车凭证”凭什么可以免费乘车？所以，政府规定救助站提供“乘车凭证”其实就是把救助的一部分义务转嫁给企业，这种规定本身就是不合理的。 另据报道，“与被救助人员的家人或者当地政府联系，也是让救助站最头痛的事。”有一个聋哑儿童被送到救助站，工作人员好不容易了解到孩子是贵阳人，并先后与贵阳方面7个单位联系，可得到的消息都是查无此人。“被救助者大部分都来自贫困地区的农村，获得他们真实的家庭住址已经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当我们好不容易联系到被救助者所在乡的乡政府，请他们到北京领人时，对方不是回答向领导汇报后再回复，就是回答领导正在研究。更有甚者，一听是救助站的电话，就一句话不说把电话挂了。” 对方为何不愿意接回被救助的人，其实很好理解：一来，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二来，接回后怎么办？搞不好，被接回来的人还要出去流浪乞讨，难道要一次又一次地去接吗？再说，本地的人被外地救助，挺没面子的事儿，能避就避。所以，你救助站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反正我不管！ 从报道中可以看出，受助者受助的时间超过规定的一般期限即10天的大有人在，有的已经达到两个月以上（救助办法实施还不到三个月），而且没有去处。尽管《实施细则》规定，“因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报上级民政主管部门备案”，但问题在于此所谓“特殊情况”很可能成为“普遍情况”，长此以往，长久滞留在救助站的人将越积越多。这种情况不仅将使救助站难以容纳，同时也有悖于救助的“临时性”规定。 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上述那个青年男子之所以不愿离开北京，是因为他觉得朝阳区救助站“吃住都比较卫生”。救助站的站长说，“像这类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站经常碰到。有不少是很懂政策的，知道已经不是收容遣送了，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可怕的，对工作人员态度横的很。”——国家出台政策当然希望公民了解得越到位越好，流浪者“很懂政策”难道是坏事吗？如果公民懂政策给政府造成了被动，那只能说明政策本身出了问题。 笔者在《救助实施办法》实施前撰写的几篇有关救助的拙文中就曾提出，上述问题很可能出现而且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很难得到解决。也就是说，上述种种问题暴露出了救助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就只能调整救助的总体思路，重新设计救助制度：一、变“临时性”为不设期限，实行就地救助。这样，既不用为期限到了人不走或“没人来接”而发愁，也不用为之买车票。二、适当降低救助的生活标准，利用经济杠杆调节求助的人数。救助站只保证基本的生活条件，吃住可以“苦”一些，让那些有其他生路的人不愿来到这里或不愿长期留在这里。 也许有人要说，这样可能加重救助所在地政府的负担。但笔者想反问一句：把受助者送回“老家”，难道就不是当地政府的负担吗？反正都是政府的事儿，何必在此地政府和彼地政府之间折腾？再说，这其中的联络和接送的花费自是不少，这岂不是平白多出一块支出吗？省出这些人力和财力，不知又可以多救助多少人哩！ 转自搜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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