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

　　□本报驻沪记者 翟明磊

　　5月9日，遂昌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遂昌县公安局败诉，撤销了遂昌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和行政没收决定书，当事人被公安局罚没的财物依法返还。

　　这印证了记者的长途调查结论。

　　那么一对有情人怎么会当成“卖淫嫖娼”？

　　此案判决又对目前国内杜绝类似“卖淫”冤案有何启示？

　　浙江省公安厅治安大队一位警察道出要害，目前抓卖淫可以依据的只有公安部1995年与2000年的批复与解释（1995年解释为“卖淫嫖娼是指不特定男女之间以金钱、财物为媒介发生不正当性关系的行为”），但对“不特定男女”，各省标准不同。

　　在浙江，抓卖淫时，把男女分别问，如果互相叫不出名字就是典型的卖淫。而其他情况呢，一般是男女一方只有对方一个性对象的就是特定的男女，不应属卖淫。2000年时还规定“必须是当场抓获光身子”，即所谓有自然性行为的，而不是以前说的讨价也能算。这是浙江公安内部标准，按这个标准遂昌公安明显是不对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卖淫处5000元以下罚款，可遂昌公安连人家老底都敲完了，并且是在两年后开单。这是为什么？

　　但是为何有这么多的“处女嫖娼”案，仅仅是公安执法不公吗？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一些公安与法律界人士普遍认为，目前诬良为娼的事之所以越来越多，是因为卖淫的标准太模糊，模糊之处可能会造成反卖淫扩大化。有关部门应当细化卖淫嫖娼的界定。否则，朱月芽被诬，下一个可能就轮到其他人。

　　行政法学专家、华东政法学院副教授朱芒认为，朱月芽的精神赔偿与登报致歉方式没有得到法院支持，这说明我国的《国家赔偿法》存在缺憾，这个法规定只有直接损害才赔偿，而且赔偿数过低。麻旦旦处女嫖娼案被关两天，精神名誉有极大损失，但按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计赔，仅赔给麻旦旦76元。法律界有人称我们的国家赔偿法是“国家不赔偿法”，应当尽快修改。

　　在这次旅行的尽头，朱月芽终于红着眼告诉记者：她要清白，也要尊严，她相信自己的付出是有意义的，这意义不仅是为了自己一个人的清白。这一案件引起公众的极大关注，正在于类似情况终于获得了民与官平等对话的机会。26岁的她不仅允许《南方周末》用她的真名和玉照，而且要求法庭公开审理。

　　在接到判决后，这个弱女子表示仍将继续上诉，直到公安局向她赔礼道歉。采访结束，记者想到王小波的一句话：“保护自己的最后一道防线是保卫所有的人。”能与朱月芽一起找回她的清白，我深感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