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胡奎

　　应本刊之约，零点调查集团就SARS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对北京、上海、广州的314名18～60岁当地居民采用随机抽样方式进行的一项电话访问，试图用数据描绘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改变。

　　结合调查结论，零点集团总裁、社会学家袁岳博士在美国接受本刊电话专访时说，有人将SARS事件对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影响，与9·11事件对美国人和美国社会的影响相提并论，但9·11带来的震荡效应相对来说是短期的，而SARS的影响可能是长期的持续的，其程度远远超过了9·11。

　　只有不到6成的人仍在继续上班

　　“人们原有的生活秩序被打断了”，袁岳说。

　　经济持续发展，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人们普遍对未来有着良好的预期，过去十多年里，多数中国人一直生活在这样一种比较稳定的状态。

　　但突如其来的SARS打断了原来的生活秩序。在北京春季的艳阳中，一想到新鲜空气中随时可能飘来致命的SARS病毒，许多人感到从未有过的惶恐和无助。人们不得不学会面对和适应这种“前所未有的不确定状态。”

　　旧日的社会流程遭遇强行改变。只有不到6成的人仍在继续上班(其中北京只有54%的人还在正常工作)，13%的人开始完全在家休息，还有7%的人采取了灵活上班的策略，32%的人推迟或放弃了出差的机会。这表明，大多数人的正常的工作秩序受到SARS的干扰。

　　为了躲避SARS，超过2%的人选择了辞职，7%的人做好逃往其它安全地带的准备。

　　但是在家里歇久了，现在，他们比以前更珍惜上班的机会，73%的人希望能早日正常上班，近一半的人现在发现：上班真好。

　　北京的离婚率因此降低五成

　　一方面出于对疾病的恐惧，一方面酒吧、舞厅、KTV、网吧和餐馆被强行或自愿关闭，娱乐从业人员们也纷纷作鸟兽散，都市男女们发现，夜晚变得更长，上网的人陡然增多，新浪的北京聊天室不得不新开了两个。

　　或许有点闷，但从善意来理解，60%的人呆在家里看书看报的时间长了，家人之间的沟通多了，家庭比以前更和睦了。

　　这或许能找到一个佐证，北京媒体报道说，“非典”还让不少北京男人重返家庭，北京的离婚率因此降低五成——在北京西城法院的便民法庭，以往每周最少办理简易离婚案件70件左右，而在4月下旬平均每周不到40件。

　　便民法庭的法官表示，“非典”疫情使得一些当事人处事慎重起来，一些婚姻出现红灯的当事人也变得比以往通情达理、容易沟通多了。

　　安全的需要还压制了许多情感交流方式。70%的人减少了与亲朋好友的迎来送往，改以电话和电子邮件交流。当街亲热的人比以前少了；47%的人停止了与亲人之间的拥抱、亲吻等亲密接触，一些家庭开始了分餐和分床睡觉。一半的人减少与人握手，据称有人开始呼吁中国人重拾打拱作揖的老礼。

　　一半人早起早睡

　　在家庭变得和睦的同时，一些男人的身体得到了休整。许多中国男人都曾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这曾使得健康专家为他们的性能力和精子质量感到担忧。现在，为了抗抵SARS，超过一半的人承认，过去经常熬夜、睡懒觉，现在开始自觉地早睡早起，确保正常休息。

　　被改变的还有许多不良习惯。比如，大多数人都养成了从孩提时代就被反复强调但终究没有养成的勤洗手的习惯。在北京，曾经有一个专门的办公室来呼吁人们改掉随地吐痰的恶习，但成效不大，而现在，在公共场所吐痰可能遭遇的白眼使许多人望而生畏。与此相应，打喷嚏也不再是一件可以随便进行的事情。

　　“这些现象所有的人都注意到了，许多人都曾发过牢骚，但却很少有人真正从自己做起，人们普遍的心理是，我一个人做到也没有什么意义。”袁岳说，如今“SARS这场负面动机和负面压力正有望催生出文明的集体行动。”

　　不过，这种所谓的“社会风气好转”能持续多久仍十分可疑，但被迫尝试一种新的生活状态，或许可以让人们反省自己，倍加珍惜曾经或可能失去的东西。

　　冲击使民众心态豁达

　　历史的规律就是这样：人类每一次的道德进步都是以重大危机的出现为契机的。道德会停留在习惯、风俗、风气当中，蔚然成风，所有人都被裹挟在潮流里。

　　所以，袁岳认为，SARS可能带来一个强制性突破原有道德体系的契机。“人们对于金钱的、工作和传统价值的认知将面临调整。”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被隔离或闷在家里一段时间之后，特殊的危机冲击使许多人的心态变得豁达，重新定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调查显示，在减少了亲密接触的同时，人与人之间抱怨的龃龌减少了，许多人表示：与上司或同事的矛盾不算什么，有事干比赚钱多少更重要。

　　“这是一种心态上的回归。”袁岳说，“长时期以来，在社会机器强节奏的推动下，大家都只知道不知疲倦地向前奔。但一个社会的发展强调继承和平衡，要尊重文化传统的力量和历史因素，如果没有文化、历史、传统的各种因素作基础，一个社会就无法形成共识，社会动员就失去基础。”

　　在中国，一些大城市的发展正带来一个可怕的后果：与传统记忆和历史的隔断。而在中国此次SARS危机中，尽管政府与民众的互动在最初阶段并不协调，但随着政府工作的改进，人们的心态也日益趋于理解与配合。

　　调查发现，多数人表示，一旦发现疫情会及时通报，并愿主动配合政府的防治措施。尽管对政府信息公开完全满意的只有不到两成，但七成民众则“比较满意”，显示他们对政府工作的认可和支持。

　　袁岳说：“没有人与人、社会与政府之间的信赖，没有文化、人际关系和历史背景，很难想象一个社会能有效保持凝聚力。”

　　他认为，对SARS的文化反思目前还只限于民间的散漫式的形式。这还不够，政府应加入反思的行列，并由此促进与民众的有效沟通。

　　公共健康前所未有地受重视

　　SARS让所有人仿佛一下子掉进一个恐怖大片。人们在集体恐惧中开始醒悟：来自公共健康和公共安全领域的危机有可能远甚于战争的威胁。

　　在以往，人们曾经司空见惯的事实是：政府和个人管理都视经济为第一要务，政府一心抓GDP，老百姓则一心地赚钱。

　　“SARS使人们重新认识全球化的新契机。全球化时代不只有WTO，还有WHO，不能只有经济的全球化，我们的公共卫生、安全、健康福利、社会文化和行为准则都需要与国际接轨，这才是全面的全球化。”袁岳说。

　　袁岳指出，在中国，近年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个人价值的实现，也带来了个人本位主义的膨胀。但是，“SARS危机使我们开始回味共同价值，也就是集体安全体制，公共健康因此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在回答“如果你是一位医生，面对SARS应怎么做”时，45%的人选择“主动要求到一线工作”，49%的人则表示将“坚守现在的岗位”。此外，超过八成的民众表示，“虽然很危险，但如果需要，我会主动积极参与防止SARS的志愿活动”，更多的人士表示会积极参与捐助活动，以及配合相关部门采取防治措施。

　　此前，袁岳注意到一个现象：中国以往的志愿者活动大都带有个人爱好的倾向，以个人的行为出现，而西方国家成熟的志愿者活动则大都是团队形式出现的。但SARS危机中似乎正出现一些更积极的志愿者行为。一些呼吁关心医护人员和SARS患者的志愿者活动，开始由俱乐部或小团体的形式出现，这是过去所没有的。

　　SARS也使生活出现了另外一些意外之喜，包括凝聚不同阶层、修正医患关系、复苏社会责任、改良卫生习惯、倍加珍爱生命等等。

　　袁岳说：“通过SARS危机，我们的国民素质将接受一次面向现代化和国际化的集体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