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鲁宁

　　　“复旦创纪录：一天新授649位博士。”“校方：博士招生规模还将上扬；学界：博士扩招可能影响质量。”这是11月17日《东方早报》头版的消息。

　　复旦创造的可能只是本校的纪录抑或上海的纪录。其他与复旦不相上下的全国各高校，可能也创造了很多博士吧！

　　对高校每年能培养多少博士，培养的博士数量小于还是大于培养能力？新授的博士是否都达到了培养标准？有否滥芋充数者混迹其间？这实在是个难以客观度量的问题。

　　通常，一所学校的博导数量、博导水准、博士教育年度预算经费、科研设施的多少与质量高低等因素，是直接制约博士教育规模的约束条件。所言“约束”既有硬约束，也有软约束。一般而论，对其中的硬约束，譬如博士教育年度预算经费，人们还可作量化考评。但对其中的软约束，譬如博导的总体水准，要作出考量是件“良心活”，除了考量过程的模糊化，还往往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衡量博士教育的实际效果，除了拿软硬件条件加以衡量外，用人单位其实最有发言权。“王婆卖瓜爱自夸”——一般情形下，培养博士的高校，容易高估本校培养博士的能力，也常常高估所培养博士的水平。在博士培养与培养数量均与高校地位挂钩，并直接关系到国家拨款多少的现实条件下;在博士教育已经羞答答地“半市场化”的今天，对同样具有“经济人”特性的各高校来说，“自夸”也不能算为过。然而，各高校莫要不肯承认，用人单位就其总体或整个社会对今日博士质量的评价可不是那么高。而且，评价还在逐年走低。

　　国内外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不少有识之士公开批评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已步入了“大跃进”的误区。话虽说得不中听，但显然是实话实说。发生于上世纪中叶的“大跃进”走进历史后，几乎成为“脱离实际盲目追求发展”的代名词。它不断地遭人诟病，又不断地为后人所仿效。研究生教育盲目追求规模就属典型一例。

　　观照中外研究生教育史，“计划”或“市场”两种形态下，都不可能出现“大跃进”。研究生教育的“大跃进”只能发生在“计划”与“市场”两种形态共存的教育转轨时期。眼下的中国，硕士与博士教育既有计划内的（国家出钱的），也有计划外的（个人或单位出资的），甚至还有只要花钱就能“买”到“博士帽”的。如此一来，发生“大跃进”是不奇怪的，不发生那才是奇怪的。

　　遏制这种因教育“转轨”所诱发的“大跃进”，依靠高校自律是不现实的，惟有赖于政府用“看得见的手”加以适当干预。因为高校有把博士当成“产品”生产的利益冲动，而政府不能有，政府要对整个社会的教育质量进行监督与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