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鲁宁

　　华西村曾被树为乡村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的一个典型。当乡村经济市场化与乡村治理民主化风起云涌之后，在前后10来年间，曾经与华西相似的乡村典型已先后衰微，华西越来越显得“孤独”……

　　不久前，起因于吴仁宝的淡出以及其子吴协恩的“继位”，渐遭媒体“冷遇”的华西总算又火了一把。只是，这一回华西及华西模式受到的质疑远甚于受到的追捧。

　　我一直认为，华西模式对当代中国乡村经济发展与乡村治理缺乏效仿的意义。不消说先前，那里的经济（产权）形态和至今仍然带有“乡村公司”的结构，它与首先明晰产权的乡村经济市场化潮流相距甚远；吴仁宝“主政”时期，那里的乡村治理结构甭管曾赢得过不少“赞誉”，但毕竟带有浓厚的权威主义色彩。许多时候，权威主义与集权主义只差一步之遥，它决不是治理社会的灵丹妙药。尽管它在个别的乡村，在乡村强人的统领下，在各种特定的主客观因素的促成下，也能生成一种所谓的治理模式，但终究只具个案的意味。

　　这还只是就事论事说事，从大的方面说，依赖权威主义治理乡村有违村民自治的历史性潮流。假如权威主义治理乡村具有普遍的借鉴价值，那么在中国，由党中央力主推进的乡村自治的政治选择与现行的相关法律岂不成了多余——这又怎么可能呢？

　　11月18日，长沙，“第二届中国村官论坛”开场，湖南省部分学者总结出六条“华西经验”并继而断言该经验“将会促动中国千万乡村发展”。基于“民本”的价值观，我不想就此再多说什么，但我注意到《东方早报》就此刊发的特稿介绍吴协恩提出了“华西新政”。这个新政的核心概要乃“制度治村”四个字。

　　也许是理解能力有限，说句实话，读吴协恩的“华西新政”，我并未读到其“制度治村”的核心内容，具体又通过何种方式落实“制度治村”的安排。但这不要紧，要紧的是，品味吴协恩接受记者专访时逻辑性略显不足和“零乱”的对答，更多的人也许已经体味到华西村要“变”——华西村已出现了“变”的趋势。

　　大到国家社会，小至乡村社区，只有顺应时势不断地适应变化——接受变化——主动投身于变化，才能不断地注入促进社会进步的“活力因子”。在一个不断变化的时代，在一个正经历着经济与社会转型的中国，没有一个市场主体、社会组织甚至自然人，可以“以不变应万变”。对于华西村，即如它的过去曾经创造过“奇迹”，也只能在“变化”中寻求“新生”！

　　由吴协恩提出的“村企合作制（股份制）、经理负责制、董事监督制、员工代议制”等四个“制”尽管模糊与笼统，但好歹是吴协恩“制度治村”的开场“戏”。“戏”有开场则有终场，制度变革却是条“不归路”。告别“权威主义”，迈步“制度治村”，最终走向村民自治——华西没有其它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