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一：据2003年11月13日《三湘都市报》报道，一个强奸案扯出一个盗车案，盗车案又牵出一个销售赃车案，最后带出来的涉嫌购买赃车者，竟是湖南省永州市的6名交警。

　　　 案例二：据2003年9月23日《黑龙江日报》报道，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交警大队的两名交警，通过其“特殊身份”给一辆不法赃车办理了合法手续后（办理手续过程中给了车管科一交警8000元），又以高价卖给另一名交警，被失主偶然发现后举报。林甸县检察院对该案审查后认为，这两名交警在此案中“缺少主观条件，不构成犯罪”，竟然予以撤案处理，引起议论纷纷。

　　　 案例三：据2003年4月25日《华商报》报道，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刑警在调查案件时，得知赃车被山西省永济市交警购买使用，对方居然要求，交还赃车的条件是补偿其购车“损失”。最后西安警方还真支付了8500元补偿金“赎”回赃车。

　　　 案例四：据2003年10月5日《黑龙江晨报》报道，震惊全省的“9·19”特大盗车案———肇东市委“4500”车被盗案告破。令人吃惊的是，这辆赃车被盗后竟到了巴彦县交警大队西集中队队长刘某手中。

　　　 案例N……

　　　 许多交警买赃车，属于知法犯法，究其根源，还是利益驱动。偷车贼（或中间商）销赃，交警买赃，偷车贼被抓后又检举交警……他们之间有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关系，是参与博弈的双方。赃车买卖的过程是一个“占优策略均衡”，讲通俗一点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采取相互合作的态度，彼此获得最大的“报酬”。贼把赃车卖了，可以稳赚一点，而且是卖给交警，交警比一般人更加罩得住这部车，更不容易被查出，这是贼的占优策略；而交警买赃车，可以比市场价低一大截，自己又有职务之便，可以把合法手续搞定，即使不能一手遮天，也足可以瞒天过海，这是交警的占优策略。只要不节外生枝，双方都不会改变自己的策略，即保持均衡。

　　　 然而天网恢恢，贼终有落网的一天。贼一落网就势必仍然要根据趋利避害的原则选择新的占优策略，于是以前的均衡被打破。在此，我们有必要引入微观经济学中经典的“囚徒困境”的博弈类型———假设甲乙两人被怀疑为合谋犯罪的嫌疑犯而被警方抓住，但警方对他们犯罪的证据并不充分，他们每一个人都被单独囚禁，并单独审讯，即双方无法订立攻守同盟。警方向这两个嫌疑犯量刑的原则是：如果两人都不坦白，则警方由于证据不足，只能对每个人各判刑两年；如果一方坦白，另一方不坦白，则坦白者从宽处理，判刑1年，不坦白者从严处理，判刑7年；如果两人都坦白，则每人各判刑5年。从每个嫌疑犯的角度来考虑，双方都选择坦白（合作），是该博弈的占优策略均衡。然而“交警买赃车”案例中，在贼选择了坦白后，涉案交警一般都选择了不坦白，却还能得到最大的“报酬”———撤案、甚至退还赃车还能得到“补偿金”，这与经典博弈类型出现了不符合。

　　　 难道是这个经典博弈类型错了吗？分析有关案例可以知道，是有人用权力和关系取代法治，改写了该博弈的前提，即量刑原则。改写后的量刑原则是：如果贼坦白，可以从宽处理，如果涉案交警不坦白，更可以从宽处理，甚至不处理———这就是目前某些地方的法制环境，这就是目前某些执法人员的法制观念，这就是令人瞠目结舌的“交警买赃车东窗事发”博弈类型！前述案例二中，检察院竟能认定购买赃车为不构成犯罪，连为赃车办理合法手续而行贿受贿8000元的事情也一概不予追究；案例三中，西安警方为索回赃车曾直接与永济市公安局副政委交涉，张某竟说永济3名交警受了损失，他们有权提出索赔。由此看来，以法治和公平为前提的博弈，在人治的权力面前只能成为笑柄。

　　　 经济学家告诉我们，在博弈中实现合作的有效途径是对不合作者的有效处罚。如果即使东窗事发也不会得到应有的处罚，那么交警买赃车的歪风会愈演愈烈。如果某交警确实有了买赃车的嫌疑，那就必须让他去和偷车贼一起进行地地道道的“囚犯的困境”的博弈！要让他们认识到，在社会主义法制逐步完善的今天和将来，谁也别想利用手中的职权瞒天过海！

　　（作者 谢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