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曹 林

　　著名的科学哲学家波普认为，一种理论所以称为科学，并不是它可以被经验所证实，而是被证伪。举证一万只天鹅是白的，并不能证明“所有天鹅都是白的”这一命题成立，但只要发现一只天鹅是黑的，就足以对这一命题“否定”——这就是科学认识论中著名的“证伪论”。科学需要证伪，可以类比的是，现实中重大工程的决策和上马也需要经过“证伪”这个程序的拷问，这里的“可证伪性”表现为工程在上马之初的“前瞻性归咎”：无论工程的蓝图多么宏伟，设计多么完美，万一出了问题，必须有相应的人来承担责任，这样的工程才能上马。

　　在深圳，一家耗资约3亿元的污水处理厂，从6年前就开始筹建，从工程立项到今年完工，最后竟然发现，由于没有配套的管网输送污水供处理，这座污水处理厂竟成了摆设，迟迟不能投入使用。这造成了深圳治理污水非常尴尬现状：一方面不少河流污染严重，一方面这么大的一个污水处理厂无水可治，为了防止因停运而出现的设备损失，污水处理厂只好直接抽取观澜河水以应急。

　　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么大的一个失误，在进行归咎反思时，竟然找不到一个人或一个部门来承担责任：环保局说这与自己关系不大，工务局说没有拆迁无法开工，城管办抱怨自己的意见难以体现，规划国土局则称问题出在施工过程。此事经媒体披露后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

　　当然了，事已至此，重要的不是查找谁的责任，而是需要有人尽快对这一巨额工程负责到底。超越“就事论事”更重要的是反思：为什么工程会出问题，出了问题为什么难以归咎，我们拿什么来保证以后的工程再不会出现类似的问题。

　　最大的教训是：工程的决策和上马没有经过“前瞻性归咎”这个程序的拷问。

　　在进行某项工程蓝图的设计时，既有制度设计更多的关注是停留在“如何让宏伟的工程早日面世”这个层次，而忽略了“万一工程出了问题，有没有相应的人来承担责任”这个前瞻性、悲观性的思考。停留在对工程乐观预期的美好憧憬中，有人设计，有人买单，有人签字，有人着手，就是很少有人进行理性的证伪：无论多么完美的设计，总可能存在决策的中，总可能失败的，有可能受到意外的干扰，那么出了问题责任又应该让谁来担。

　　如此“理性的证伪”并非矫情的“马后炮”，而是一种非常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有了这种前瞻的问责和归咎，工程建设的责任也就有了清晰的产权。“清晰的产权”首先可以保证工程能在谨慎论证中上马，责任人有足够的压力这么做；然后能保证工程的进行诸多决策的谨慎和效率，因为不谨慎、无效率责任人会挨板子；最后是保证工程在进展中各部门的协调。

　　可以看出，前述污水处理水所以沦落到今天这种尴尬地步，工程进程中部门间缺乏协调是最大的漏洞。谁能协调呢？只有工程上马之初“理性的证伪”下的那个责任人才有压力和利益驱动去协调整个工程。

　　看来观澜污水厂问题的焦点在于：上马工程时缺少“理性的证伪”和“前瞻性归咎”这个程序，这个失误导致后来工程进展中缺乏一个责任人来协调部门利益，再后来出了问题时无责任人承担。

　　反观当下社会中诸多问题，国有资产在投资中的流失，公共财政在建设中的浪费，都可以从“理性的证伪”缺失上面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