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碰撞57号

　　背景：最近，两起重大恶性案件被侦破引起各方关注。其一发生在河南平舆县，凶手黄勇在2001年9月以来相继残忍地杀害了20多名中学男生。其二是河南正阳县农民杨新海流窜四省杀65人强奸23人。发生这种“杀人狂魔”滥杀无辜的惨剧，其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这类案件在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带给人们怎样的思考呢？今天，我们来听听几位专家的看法。　

　　专家评说“狂魔杀人”案

　　“心理变态”应列入社会议程

　　对话人：刘建清（下简称刘）：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犯罪心理学专家

　　张贺敏（下简称记）：本报记者

　　记：您觉得杨新海和黄勇的行为该不该算变态行为呢？

　　刘：我觉得可能应该算。他们似乎不是为了报复或者经济利益而杀人，很像是因为变态性人格导致犯罪。这样的人都是性格偏执，人格上有缺陷。

　　记：报道里说，黄勇看上去老实巴交的，有画画天赋，杨新海的父亲说他从小就很聪明，学习很好。这样的人怎么会变态呢？

　　刘：这类人外表和内心反差很大，一般都是在成长过程中受到了刺激，比如处在离异家庭中、受到过虐待等等，长大后在社会上又得不到成功，找不到好工作。长期的心理创伤不断强化、积累，最后就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他们表面上跟正常人没太大区别，一般都比较内向、孤僻、自卑，但心理上已经变得很疯狂，失去理性了。

　　记：那他们和精神病人有什么区别？

　　刘：精神病患者往往不能区分内心世界和现实世界，经常陷入幻觉、妄想中，有的精神病患者杀了人，他还以为是自卫，已经失去自我控制能力了。但这两个人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也知道这么做的后果，他们并不是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

　　记：那心理变态者犯罪会不会像精神病患者一样被从宽处理？

　　刘：应该不会。像国外遇到类似的案件，都是从重处理的。

　　记：黄勇说，他自己很喜欢看暴力和凶杀电影，看了以后觉得杀人很刺激，自己就开始杀人了。

　　刘：这只是个借口。看过这类电影的人多了，为什么别人没去杀人呢？他犯罪最重要的还是内因。像他们这类人都是非常主观的，根本不在乎别人，把自己的欢乐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不能通过正当的途径获得成功，就用杀人、虐待的办法让人惧怕，以此来获得一种心理满足感。

　　记：杨新海似乎杀人很“随意”，而黄勇却选择男中学生来做牺牲品，这是为什么呢？

　　刘：我猜测，他在潜意识里还是有种自我保护意识，中学生好奇心强，易轻信，比较容易控制，对自己的危险性不大。

　　记：我感觉这种罪犯特别“冷血”，杀了人无动于衷，太可怕了。

　　刘：罪犯也分两类，一种是主观恶性本来就很强，杀了人也不在乎。但大多数是因为现在社会上各种价值观的冲突很大，他们在生活中受到了某些打击，就错误地选择了一种反传统、反道德的价值取向。

　　记：这种变态杀人狂的出现，会让人觉得没有安全感。

　　刘：我觉得家庭和学校应该负起责任来，一旦发现自己身边的人心理上有问题，就应该及时报告，想办法帮他纠正。不过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专门的机构，比如在人口普查的同时也进行精神卫生调查，发现有这类倾向的人要多给他们关爱，对他们进行治疗和矫正，争取让这样的惨剧降低到最少。

　　找出他们“孤注一掷”的背后原因

　　南翔（深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深圳大学教授）：

　　我认为这两个恶性凶杀案件的发生，和社会转型期人们的特殊心理状态有很大关系。在这个时期，确实有一些弱势群众需要社会的救治。有的即使暂时脱了贫也会因疾病、灾难等原因再次返贫。这部分人的问题，应该是我们全社会的问题。个别人怀着致富的迫切渴望，又受到社会上某种因素的刺激，他们就产生孤注一掷的想法，做出了令人发指的暴行。我们应该充分估计到这类重大恶性案件的负面影响，它们对百姓心理上的迫压是明显的，会对公众产生滞后的、连锁的反应，也会对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产生不好的效应。

　　要杜绝这类恶性案件，没有灵丹妙药，我认为应该在分析具体个案的基础上，针对不同地区的不同特点，吁请各方协同共管，对社会资源（包括警力）的配备进行倾斜，同时学习国内一些地区的治安管理先进经验，比如上海的群防群治与网格化、棋盘式治安管理法就对许多地区有借鉴意义。另外，还要在社会保障、教育等方面进行足够的重视。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要告诉人们，致富不是人生的终极目的，对金钱的欲望不应该是无止境的。如今社会上有些人怀着很深的对体力劳动的鄙薄，不尊重劳动，这种风气也是影响治安环境的原因之一。

　　我曾经写过公安题材的作品，在深入生活时也了解到不少警方工作的辛苦。我觉得要改善治安状况，警方要做的是要在预防和预见上下功夫。这个预防和预见的前提包括公安队伍人员素质的提高、现代化高科技破案手段的配备、破案经费的扶持和警力资源上的倾斜等等。要学习发达国家和国内一些地区治安管理的先进经验，在犯罪分子有端倪可寻时就迅速出击，将恶性案件消灭在萌芽、苗头状态，提高警方应对突发性案件的能力。这样一定会对犯罪分子产生更大的威慑力，会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公安的声誉产生良好的促进作用。

　　公安机关应当负责

　　钟明霞（深圳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副院长）

　　看了黄勇杀害中学生的新闻，我的第一感觉是当地公安机关应该为此负责任。因为犯罪过程不是一天两天，而是持续了两年的时间，如果早点给予足够的重视，后果不会这么严重。而且，家长报案很长一段时间警方都没有立案，也没在全县发布任何警示通知，这明显是一种失职行为。

　　我觉得这两名杀人狂肯定是心理变态，但不能拿这个理由来为他们开脱。大部分人作案总是有动机的，而他们却是毫无目的地杀人，而且杀了那么多无辜者，可以说是罪大恶极，绝对不值得同情。

　　农村“文化青年”更需要疏导

　　程同顺（南开大学中国农民问题研究中心副教授）：

　　看了这两个案例的报道，我感到十分吃惊。从有关报道中可以了解到，这两个被称为“杀人狂魔”的歹徒都是农村青年，两个人还都有一定的文化。杨新海被周围人称非常聪明，上高三时出走，之后经历了到城市打工、被收容、被劳教，还因抢劫、强奸坐过牢。黄勇是初中毕业后务农，很有画画天赋。两个骇人听闻的案子，让我感觉到，部分农村青年的心理状态很值得引起社会各个方面的重视。

　　农村有不少可被称为“文化青年”的年轻人，他们接受了一定的教育，却没能上大学，不同于对外界一无所知的文盲，也不同于发展机会相对多的城市青年。通过打工或影视作品、网络等了解了城市的情况后，对比一定时间内存在的城乡不平衡的发展，他们的内心会产生一定的落差。有人把这种落差变为奋发的动力，他们会通过积极的方式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比如成为农民企业家），也有人把这种落差变为对社会的破坏力（犯罪）或对自己的破坏力（自暴自弃甚至自杀）。对后者的心理挣扎，如果得不到及时引导和疏导，就容易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

　　读者朋友若有对此话题有话要说的，也可来稿发言。截稿至25日10时

　　作者:你说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