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苏州河自1996年至去年末搞一期整治花掉86亿人民币，世行、亚行贷款，国债、国家开放银行贷款是资金的主要来源。这笔巨款加上利息，最后都得由财政来承担。二期整治刚刚开始，在2005年前还要再投入40亿元人民币。这一次，上海市政府不再单打独挑，拿出30亿元的投融资盘子欢迎社会资本一起介入。

　　　 据《东方早报》报道，社会资本参与苏州河治理的积极性迅速托起一个“卖方市场”，以至于上海市开始用挑剔的眼光来甄选蜂拥而来的投资方。上海友联公司捷足先登，以BOT方式花了近9亿元人民币拿下二期的一个污水处理厂项目。根据合同，投资方在项目建成后特许经营污水处理厂20年。

　　　 向社会资本开放市政建设市场是市场化之大趋势。苏州河治理专家郑贤谷分析，由民企投资基础建设，比国企投资可降低成本（投资）20％左右，管理运行的效益又比国企高出一截。

　　　 可是，理虽说是这个理，但真要广泛地做起来，却并不容易。面上是观念与“官念”的障碍，背后则是利益分配的障碍。过去，市政设施基础项目一直由国企拿着政府的拨款建设，涉足其中的国企背靠“大树”潇洒得很。社会资本大举进入此投资领域，意味着这块诱人的蛋糕需要通过市场竞争才能分享，投融资体制一改，某些利益团体可能由此失去既得利益，改革阻力可想而知。

　　　 再从市政基础设施的运作层面看，涉足其中的国企一面吃着政府的巨额财政补贴，另一面则将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价格由历史上的“公益价”分阶段转变成今日的“半市场价”。也就是说，运行者向政府要补贴时，大力突出公共利益；回头面对市民时，却又强调“产品与服务价格市场化是个大趋势”。如此两头出击，所获不但足以掩盖其运作过程的低效与高耗，还能保证其一定的垄断收益。所以，尽管改革市政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的口号喊了多年，却难有大的实质性进展。

　　　 在上海，去年民间产业资本的年度资本回报率大抵在8．2％左右，民资投入市政基础设施领域后，政府规定的最低收益率在5％到6％之间。乍一比，产业资本的收益率要高些，但前者的收益率可能出现“大小年”，而后者的收益低是低点，可在整个特许经营年限内始终是稳定的。这是社会资本之所以对市政基础设施项目趋之若鹜的一个原因。

　　　 前文还说到，同样的市政基础设施，经由民资建设与运行，其投资成本可节约20％，管理运行效益又高出一截。这个靠体制与机制先进而生成的“一减一增”，本身又属投资方“捡”来的利润。因此，但凡过去由政府当成财政包袱背着、依赖国企垄断经营的“市政事业”，一旦掺入了市场化的因子，通常不会导致产品与服务价格的攀升，相反，由于竞争机制的引入，还会提高公共用品供给的总体质量。这早已为浙江不少地方的改革所证明。“资本活，才有苏州河水活”只是一个个案，就面上而言，资本活才有百业兴！看看我们的周围，还有多少本该开放搞活的投融资领域还没有开放或开放度远远不足。对比一下苏州河二期治理资金不必再由政府通过举债扛大头的生动事例，我们还有什么不能预期呢？而支持我们预期的更在于，十六届三中全会的相关决议已经为中国扫清了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识形态障碍！

　　（作者 鲁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