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叶 陶澜

　　明天，是巴金的百年诞辰。有人说，如今已不是巴金的年代。可是，当文学对现实惊人地冷漠时，我们多么需要巴金直刺现实的勇气，多么需要他振聋发聩的呐喊。这其实还是巴金的时代。这仍然是一个需要普及常识的时代，虚妄和狡猾的阴霾一天不肯退去，巴金的主张就一天不会过时。让我们向缠绵病榻“为大家活着”的巴金老人致以深深的祝福，也希望他念念在心的“说真话”之风早一天弥漫人间。

　　11月25日，是巴金的百年寿辰。记者于20日飞往上海探访巴金。在三万英尺的高空上，面对窗外茫茫云海，我不停地在向自己寻求着此行的答案：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100岁，究竟意味着什么？

　　一张贴在门上的“谢绝探访”的字条，终于将我与巴金隔了开来———这里已是记者所能走到的、距离巴金最近的地方。静静地守候在门旁，尽管什么都听不见，但我却能深深地感觉到———在门那边，巴金的气息……

　　■病房布满一百个“寿”字、一百个中国结

　　20日傍晚时分，在友人的引见及“力保”下，记者有幸步入了巴金的病房———上海华东医院南楼301室。

　　这是一套有里外套间的病房，巴金住在里间，外间用作会客室。一进门，记者便被眼前的景象所吸引。仅仅十余平方米的会客室内已是色彩斑斓，整整一面墙，挂满了鲜红的中国结，直通房顶的两大面窗户上贴满了不同图案、五颜六色的“寿”字剪纸，一个特大的“寿”字则贴在与里间房门同侧的墙上。据巴金的女儿李小林介绍，这中国结与“寿”字都是照顾巴金的护士以及协助护理巴金的工作人员自发为巴金制作的。

　　屋内其他的陈设很简单，主要是一套三件套的会客沙发，一台彩电，一个低柜，若干绿色植物等。在靠近沙发旁边的一个茶几上，记者还看到了一个用激光制成的印在玻璃内的巴金半身像，在它背后安置的小灯的映照下，显得格外精致。据说这也是一位曾经为巴金看过病的医生特意为巴金制作的礼物。

　　尽管李小林不是很愿意接受采访，但通过她随意介绍屋内各样礼物的来历中，不难看出，一种喜庆的感觉已经从她的脸上以及这个小客厅中蔓延开来。就连她自己都说：“是很有气氛。”

　　记者的目光在欣喜的环顾之后，终于落在了里屋的那扇门上。那道淡黄色的屋门靠近钥匙的位置上贴着一张半本书大小的字条：“谢绝探访”……

　　记者临行上海之前，报社领导曾特意嘱咐：尽可能地获取资料，但不要抱着非见巴金不可的心态。而这“不鼓励记者勇往直前”的善意指令，其中的必要，在随后的采访中也果然得到了印证……

　　■病情好转，但“谢绝探访”的也包括亲人

　　随着巴金百年寿辰的临近，巴金的病房也早已成为重点保护对象，被允许进入病房的人实在不多，单是在医院门口，记者就已被不明情况的门卫拦住了十余分钟。而在巴金病房的门前，更是有身着便装的警卫24小时轮班守卫着。如此森严的护驾原因其实只有一个：不能影响了巴金的治疗。

　　在来医院之前，记者先是采访了跟随巴金多年的新华社记者，也是巴金家的老朋友赵兰英女士，她告诉记者说：“我昨天还去见了巴金一面，我觉得好像他现在的状态没有我上次八月份见到他时那么好了。因为前些日子他曾病重过一段。我这次去，也不知道他看没看到我。上次他还可以用眼睛随着我走———那是他在向我打招呼……”赵兰英谈及此处时已是有些激动了，她不得不站起来去吃两片降压药……

　　而对巴金近来的病情，李小林则更为清楚地解释说：“我爸现在不能随便见生人。他由于做了气管切开手术，肺部的免疫力很低，很容易被细菌感染。前不久病情加重就是因为有很多生人来探望他，他们把大量的细菌从外面带了进来。抵抗这些细菌常人肯定没问题，但我爸就不行了。像我们包括赵兰英这些经常跟他在一起的人还好，因为对我们这些熟人身上携带的细菌，他已经有了一点抵抗力，生人的就不成。所以我们现在不得不谢绝探访，包括这回来访的一些亲人，恐怕他们也不能进去了。”

　　记者再次问起了巴金现在的状况，李小林说：“这两天已经比前些日子好多了。”

　　上海街头，纪念巴金百年诞辰的活动按部就班地举行着，为这个繁华的都市带来一丝异样的气息。它们不是那么盛大、那么喧嚷，但或许这样更符合巴金本人的心愿……

　　■不喜欢过生日，尽可能取消纪念活动

　　21日，记者在上海转了一整天，发现在上海影城门口拉出了一条红色横幅，上面写着：“巴金100周年华诞特映电影《家》、《寒夜》”，另外在上海书城一楼的显要位置也有一个庆贺巴金百岁华诞的作品专柜，上面的标语是：“把心交给读者———巴金”，下面卖的书主要是巴金的作品，还有一些记述巴金一生的书籍，其中最新的一本就是赵兰英为巴金百岁生日写就的并于本月刚刚上市的《感受巴金》一书。

　　其实就过生日的问题，无论是赵兰英还是李小林都分别告诉记者：巴金最不喜欢过生日了。赵兰英说：“巴金从小就讨厌礼节，他第一次挨母亲的鞭子就是因为不肯给长辈拜寿磕头。还有那年有人为鲁迅诞辰100周年做大型活动时，巴金其实就有想法，他当时就说：要是拿出这笔钱建个文学馆，我想鲁迅先生肯定会更高兴。而早在今年八月，就已经有人来找李小林说要拿出多少多少钱为巴金的百岁生日做活动，但后来在我们的要求下，取消了很多，包括巴金的四川老家原本要举办的大型庆祝活动等。”

　　然而，巴金的生日还是要过的，抛开世人的种种纪念活动，巴金的家人到底要怎么为巴金庆祝这个生日呢？李小林说：“我们往常怎么过就还怎么过，虽说不能让亲人们都见我爸，但他们还是都会来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每年的十一月，记者都会有意无意地留心一下巴金的消息，只是想给自己一个答案，一个当代中国人都应该知道的答案……

　　■“长寿是一种惩罚”

　　“长寿是一种惩罚”，“我要为大家活着”，这两句话都是巴金亲口说的，但不是今天说的。记得巴金年轻时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他希望活到40岁，因为那个时候中国人普遍寿命都不长。从赵兰英《感受巴金》一书中披露的故事里，记者看到，当年军阀混战，城外的军队用大炮轰城，巴金一家人散在四处避难。他和三哥躲在教书先生的房中，听着“嗖嗖”从屋顶飞过的炮弹，心中想着万一一颗炮弹落下来那就完了……于是打那时起，巴金便已经意识到了生命无常。

　　然而，他之所以认为“长寿是一种惩罚”，是因为“他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如果长寿着却不能为别人做出点什么，还要麻烦他人，成为大家的包袱，那就没有意义了。而且对于巴金来说，‘友情是生命中的长明灯’，如今身边的朋友一个个都故去了，他感到十分孤寂，于是他说：‘长寿是一种惩罚’。”此外，赵兰英还给记者讲述了另一件事：“1999年2月，医院决定为巴金喉部作个手术。术前他说：‘不要用药了，让我安乐死吧。’但经过医护工作者的努力，他终于从抢救室里走了出来，他当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谢谢大家，我要为大家活着。’”

　　离开巴金的病房，外面已然华灯初上，我伸手拦车的瞬间，脑海中再次萦现出“谢绝探访”那四个字。忽然间，我终于明白了此行的意义———如今的巴金或许已经说不出话了，但是，他即将活到100个年头。这个世上有多少人可以告诉我们———100岁，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仅仅见证了100年的春秋变迁，还是仅仅体味了100年的人生轮回？

　　对巴金个人来说，所有成败，所有爱恨，在过去的一百年间，恐怕都已演化成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历史符号，然而，对于这百年中伴随着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三四代人来说，巴金存在的社会价值在他百岁寿辰之际，则愈发平添了几分厚重，巴金在世间的每一天都在给予着后来者以无穷的动力。就像记者在书店的巴金专柜旁观察到的那样，买巴金成名作的多是年长者，而更多的年轻人则愿意看有关记述巴金人生的书籍……

　　尽管，记者此行没有见到巴金老人，但那“谢绝探访”的背后则恰恰意味着———我们与巴金仍同在一个时代！

　　巴金的功业

　　■用文学扫除心灵垃圾

　　“人为什么需要文学?需要它来扫除我们心灵中的垃圾，需要它给我们带来希望，带来勇气，带来力量。”这是巴金对文学的见解。巴金多次说明他不是为当作家而提笔的，他只是“有感情必须发泄，有爱憎必须倾吐”，他是“在作品中生活，在作品中奋斗”。他说：“我写作不是因为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对我们祖国和同胞我有无限的爱，我用作品来表达我的感情。”《家》、《春》、《秋》、《雾》、《雨》、《电》、《憩园》、《寒夜》无不体现着这样的文学理念。

　　■用翻译拥抱整个世界

　　巴金作为一个翻译家的身份经常被人们忽视。他懂得英文、法文、俄文、日文、德文等多种语言，还有世界语。从1922年根据英译本翻译俄国人迦尔洵的小说《信号》开始，翻译一直伴随着他的创作。他的译文全集足足有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其中尤以俄国作品居多。翻译家高莽先生说：“巴金先生绝对是大翻译家。他曾说翻译一是为了生活，二是为了学习，他总说自己是‘试译’。他翻译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是思想形成的过程，他翻的作品和他的思想都是吻合的。巴金先生的语言很美，他对翻译有自己的一套见解，要准确，也要用文学来表达情感，表现原著的韵味，不能完全死抠字句。”

　　学者李辉认为，“巴金的翻译是世界性的，在翻译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等人著作的同时，他也翻译了历来被认为是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的童话，还有高尔基的早期作品、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处女地》以及散文诗、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等等，这凸现出巴金浓厚的文化兴趣与独特的艺术鉴赏力，表现出他在文化创造上的丰富性。”

　　■用出版举荐文坛新人

　　陈丹晨先生认为，巴金一生的编辑出版活动，从1934年创办《文学季刊》到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再到1957年创刊的《收获》，无形之中形成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文化圈。巴金以决不惟利是图的严肃出版理念、以杰出的文化判断力和认真的编辑态度、以真诚、热情的友谊，把一大批作者吸引在他的周围。当年，曹禺、萧乾、鲁彦、刘白羽、何其芳、卞之琳、严文井、荒煤……一批作家的处女作或代表作，都是由巴金发表和出版。八十年代，从维熙、谌容、张洁、沙叶新、张一弓、张辛欣等不少在新时期走上文坛的年轻作家，同样得到了巴金的扶持、鼓励和保护。特别每当有年轻作家受到不公正的批评时，巴金总是公开站出来发表文章，声援他们，为他们辩护。在八十年代文坛，对于那些受惠于巴金的作家们来说，作为编辑家、出版家的巴金，无疑也是一棵为他们挡住风沙的大树。“他对文学的兼容并蓄，对年轻人的爱护和扶持，是非常值得尊重的。”

　　■用行动推进文化事业

　　巴金晚年向国家图书馆等处捐献大量藏书；他还不遗余力地建议并促成现代文学馆的建成，并为此捐出了自己的15万元稿费、手稿和藏书，已建成的现代文学馆大门的把手上永久地留下了他的手印。他念念不忘的另一件事是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提醒人们铭记历史的惨痛教训。这一切，无不体现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文化情怀和历史责任感。

　　■用真话敲打麻木不仁

　　巴金晚年最为重要的作品《随想录》，在1978年12月开始动笔，历时八年完成了150篇。合订结集的《随想录》出版后，在思想界和读书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被誉为是一部“讲真话的书”，巴金先生也因此被誉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

　　陈丹晨说：“巴金一生追求个人道德、人格的完善，做人要正义、互助、自我牺牲。因此，他的文学作品中有这些烙印。”以李辉的理解，是因为有了《随想录》，巴金才完成了他的人生追求，一个丰富而独特的人格才最后以这种方式得以定型，并且与他早年希望成为思想家、社会活动家而做出的那些未能实现的努力，有意无意之间形成一个完美的连接。“巴金不是完人，也不是英雄，但他是一个真诚的人。他的伟大就在于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