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的中部与东北部一带的工业结构是以中小型家族企业为主的，其发展具有自发性、小规模、灵活的专业化生产、积极开拓销售市场和产品集中在纺织、陶瓷、服装等传统行业等特征。由于其快速的经济增长和迥异于意大利西北部（大工业结构）和意大利南部（贫穷落后的农业地区）的产业结构，引起了经济学家的注意。1977年意大利社会学家Ａｒｎａｌｄｏ Ｂａｇｎａｓｃｏ将这个区域命名为“第三意大利”，共包括意大利的七个大区。经济学家对“第三意大利”的崛起经验作了很多的总结，一般将其概括为三点：非正式经济、中小企业的弹性专业化和高度的产业集聚。而我国浙江（特别是温州）、福建等地民营中小企业按产业集聚成群的“块状经济”正好鲜明地呈现了上述三个特征，对比东北国有大型重工业和江苏、广东的外资大批量生产的“福特制”工业，国外有学者将其称为“第三中国”。 “第三意大利”与“第三中国”的产业集聚过程与经验 所谓发展战略，指的是政府所制定的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方向、途径、产业侧重点的一系列政策或策略。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被奉为圭皋的“出口导向”、“进口替代”等。但反观产业集聚，从其六七十年代出现并引起注意以来，它一直是自发产生发展的经济现象，政府虽然在其中起了不少作用，但其行为基本是无意识的。要说清楚产业集聚的渊源还得从“第三意大利”的发展历程说起。 “第三意大利”的发展基本上历经三个阶段，下文以最具典型意义的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为例。 第一阶段：1950年代以前，农业时期的非正式经济和弹性专业化的萌芽。 根据意大利的人口普查，1951年，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的农业劳动人口为51．8％25．2％为工业人口。这个时期的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地区，有几十万人口移居外地，发展情况与意大利南部差不多。但是这个地区的农地产权分布与南部大地主占有的模式不同，将近有60％的人口拥有自己的土地（包括以分成制取得土地的）。在南方，农业工人的工资水平不高，人们的收入仅够维持生活。在“第三意大利”就不同，由于农民有田地可以运用，有余力开始原始的工商业活动，许多家庭已经拥有机械织布机，发展家庭工业。这些自发性的农村工业是“第三意大利”的工业基础。同时由于分散的农户经营在产品的销售上需要联合，所以这个地区有发达的农产品销售合作组织，组织本地农产品销往全国。这种合作销售组织培养了许多谙习商业技巧的“中间人”，我们将会在“第三意大利”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分包商”身上看到他们的身影。 第二阶段：1951年至1971年，灵活专业化和经济大发展。 在50年代的欧洲工业复兴中，“第三意大利”发展现代化大批量生产工业的希望破灭。当地政府转向支持本地小企业的发展。在军工业停业的情况下，对释放出来的技术工人，政府在政策上帮助其创业。而原来的家庭工业也在政府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下迅速发展。没有外来资金的投入，本地的积累又少，当地的小型企业只能从事纺织、服装、陶瓷等技术和资金门槛低、市场风险小的传统产业。 我们可以以当地的服装业为例说明其工业结构。在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服装业从业人员可以分为三部分：（1）50％的人在自己的家庭作坊生产；（2）25％的人像中国的“前店后厂”的个体户；（3）另外25％的人是拿订单生产的分包商。这样的工业结构具有极大的灵活性，由于生产者直接面向市场，能在最短的时间里对需求的变化做出反应；而且许多小企业往往为许多厂家生产其中的某一组件，一个厂家订单的减少并不至于使其生产停顿，企业的发展反而比大企业稳健。 在相同产业的集聚中，企业之间存在着竞争和学习。这些当地的传统产业，当地人可以通过对邻居的模仿而开始创业。但在竞争的压力下，每个企业都想找到与众不同的优势，所以虽然是以模仿开始，但紧接着就是改造与创新。比如其他人已生产西服，那我就生产休闲服；即使都生产西服，也可以通过款式和面料的选择创造出千百个不同的组合。这种分工的细化正迎合了60年代以来消费需求的多样化和人性化的潮流。大工厂流水线生产的标准化产品在服装等需求变化莫测的行业不再受欢迎。 在这种环境中，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发展出分散化和专业化。许多大企业制定出样品之后，将各个部件分包给许多专业化的小企业，而小企业又向下一层的企业进一步分包。从整个地区的产业来看，只有“纵向”一体化的产业，没有“纵向”一体化的企业。发展到后期，还出现了进一步的专业化分工，出现了许多专门为其他公司提供产品设计、销售咨询的服务公司。 许多研究者认为，产业集聚区人们之间相同的语言和习俗在这种机制的形成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专业化分工和分包生产需要相互之间的信任，而相同的文化习俗下的人们认可相同的行为规则，使得这个机制顺利运行。企业自发组织的行业协会在经济的发展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制定行业产品规格，帮助市场推广，甚至帮助企业取得金融支持。 到1971年，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的农业人口已减至20％，而工业人口从25．2％上升至43％。在这个阶段中，这个地区的纺织、服装、冶金和机械等产业有了长足进步，形成了产业集聚，在世界市场上日益重要。 第三阶段：新技术的应用和90年代的企业大型化。 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在此阶段已成经济发达地区。在这个阶段许多企业将电子和信息技术用于生产设备的改造和生产的设计，出现了许多新型的提供设计和研发的小型企业。 但随着90年代生产的全球化，企业逐步向大型化、一体化发展，产业集聚的特征逐步模糊。下一步“第三意大利”的发展方向，还值得关注观察。 综观“第三意大利”的发展历程，传统产业的集聚无疑是从落后的农业经济走向发达工业经济的关键。对这种企业集聚的发展模式，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结了七条经验：企业在地理上的靠近性；部门专业化；中小企业为主；在创新基础上的企业间密切合作和激烈竞争；社会文化的同一性；企业间信任和积极的自治组织；支持性的区域和地方政府。结合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的发展经历，政府在里面的作用远没一些人想象的那么“积极”，只是放手让民间力量自我发展而已；更不是有意识的推行企业集聚战略的结果，而政府为政绩着想一般偏爱的是大企业。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作用更大的是行业协会。 对照浙江、福建等“第三中国”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在建国后的三十年中，因地处前线、资源贫乏，浙江、福建在国民经济规划中没有得到重视和投资，如温州三十年中国家的投资才5亿多，而当地人多地少，单单种地连温饱都没法解决。正是在这种困境下，地方政府对自发的家庭工业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并在80年代国家政策放松后占尽先机。到今天，浙江省已有近600个产业集聚区，数百万个中小企业生产的几百种产品在全国市场占有率第一，浙江甚至是很多产品的全球生产基地。 从“第三意大利”和“第三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政府的作用在于为本地小型企业创造宽松的环境，产业集聚完全是“自发扩展的秩序”（哈耶克语）的一部分。 产业集聚与东北振兴 东北资源丰富，有良好的重工业基础。在80年代以前，中国的工业化其实就是东北的工业化。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下，东北的许多城市就是一个重工业基地。其缺点是工业结构单一、分工程度不高，这在计划经济时代是全国的普遍现象，自有它的优势，但在市场化的今天却弊病百出。工业结构单一的缺点是一旦某一行业——也就是当地最大的工厂——不景气，将使整个地区陷入萧条。所以东北振兴的难题之一就是如何实现有效的分工协作，加入到全国、全球的分工网络中去；同时根据比较优势发展多种产业。 东北的情况刚好与“第三中国”相反，两者表现的优劣也一目了然，人们自然会想能不能用企业集聚的办法或“战略”来振兴东北？ 我想这个问题首先要确定振兴的是作为重工业基地的东北，还是根据民间自由发展各尽其能的东北。如果是前者，那么现有的工业结构不会有大的变化，急需的是通过市场化的兼并重组和ＭＢＯ、整体收购等办法进行改制，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这个东北将是可以与20世纪初美国的五大湖区、法国的鲁尔地区相媲美的世界重工业基地。但这个东北与小型企业为主的产业集聚毫不相干。 如果是后者，那么首先要放弃的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对大小企业一视同仁，在税收、原材料供给、厂房土地供给和能源供给等方面一律平等；地方政府转变职能，减轻企业税负、方便登记手续等。只有上述条件实现，人们自发创业的成本才可能降低，才有千千万万的中小企业出现，产业集聚才有可能。但这里不需要一个强势政府制定产业集聚战略，然后制定政策扶持某几个所谓龙头企业，期望龙头能带出前后向的一连串协作企业，进而形成产业集聚——虽然这个结构看上去和“第三意大利”“第三中国”很像，但与那个自然发展的顺序是刚好相反的。人为制造的结构有很多致命的缺陷，它依然是一个刚性的结构，没有灵活的专业化分工，人与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行为规则没有一个相互的认同。我们已经看到许多龙头一垮整个地区跟着垮的例子。 东北的逻辑一样适用于西部。两者不同的是资源禀赋和现有条件不一样，但对东北地方政府的建议也适用于西部的地方政府。 （作者 吕肖华） 转自搜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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