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童大焕

　　2003年11月26日，一则宣传使用安全套可以预防艾滋病的公益广告在央视第一套节目悄然登场。这是我国中央级电视媒体上第一次出现涉及安全套及生殖健康的公益广告。

　　该公益广告向公众传达了“正确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安全、简便、有效的方法”，其目的是唤起全社会对艾滋病的关注，提高公众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水平。

　　在此之前，无论是城市街头出现安全套的自动售货机，还是在公共娱乐场所倡导使用安全套，都曾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以健康、生命为己任的安全套推广计划不得不面临各种各样的道德指责，甚至因此而遭遇重重阻力。

　　然而，性行为作为人性的基本需求，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吃饭、穿衣、住房、睡觉。在一个开放社会到来的当口，我们面临着人越来越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身体和性权利的社会发展状况。这也是社会开放与进步的必然结果。与此相伴相生的，便是性生活的安全问题。

　　也就是在近日，《南方周末》提前披露了联合国的《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再次敲响中国艾滋病疫情快速发展的警钟。最新报告称，中国正面临艾滋病发病和死亡高峰期。2001年中国累计报告的艾滋病发病和死亡人数比2000年增长了206.4％，2002年又比2001年增长46.4％。流行病学专家调查了202名在宾馆、按摩院和舞厅工作的卖淫妇女，发现虽然大多数人都知道性交可以传播艾滋病，但只有30％的人知道可以用安全套来预防。

　　现在，遏制艾滋病蔓延的最后机会稍纵即逝，“如果不能采取很好的预防措施，到2010年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将达到1000万。”曾毅院士早在几年前就作了这样的预测。11月10日，在清华大学“AIDS与SARS国际研讨会”上，以国际防治艾滋病基金会主席身份与会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告诫说，如果有1500万到3000万人得了艾滋病的话，中国的经济成果将毁于一旦。如果这一天真的来临，除了造成数千万计的贫困人口，还会出现至少23万艾滋病孤儿，这将是一个严重的国家安全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已经表示出了务实的态度，承诺将为农村和城市中经济较为困难的艾滋病感染者提供免费治疗，对贫困的艾滋病病人给予经济救助，对其子女免收上学费用，等等。

　　但这一切都是事后补救措施。最好的办法是防患于未然。诚如鸡尾酒疗法的发明者何大一所言，艾滋病是一个可以预防的疾病，人们的态度是决定能否战胜它的最重要的因素。

　　而预防的最佳利器，目前就是“100%安全套”！——尽管目前中国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是吸毒者共用针具，但经性传播的比例逐年上升。2001年，世界卫生组织和卫生部联合引进了娱乐场所100％使用安全套项目：100％的娱乐场所参加；100％的小姐参加；100％的性交过程使用。之前，这个项目已在泰国和柬埔寨等国取得了很好的降低性传播疾病的成绩。

　　我们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现在第一批试点已经结束，结果表明安全套使用率达到90％以上，性病发病率减少50％。第二批试点城市明年上半年结束，目前安全套使用率已达到80％，性病减少30％。”

　　世界卫生组织艾滋病协调官员赵鹏飞说。“在娱乐场所推广安全套后，不但没有出现鼓励卖淫嫖娼的现象，反而使性病大大减少。”他说，“它和公安部门的严打既不矛盾，也不冲突，而是相辅相成。这个项目不能停，我们还要大力推广，范围还要扩大。”

　　“光靠公安部门严打，只会导致性传播疾病变得更难控制，最有效的办法是推广安全套的使用。”。

　　在首先强调性道德还是首先强调性安全的问题上，我们容不得半点犹豫。道德问题不需要以个体的健康和生命以及社会的安全为代价。而性安全问题是人的生命和健康权利的问题，也是国家和社会的危机问题，性道德问题却只是一般的道德问题。孰重孰轻，一目了然。我们过去却一直沉溺在类似的问题上无以自拔，从而延误了社会，延误了国家。

　　“子贡赎人”的故事如今我们已经很熟悉：孔子对赎了人不领赏的子贡不欣赏反责难：你这样做，赎人的事业难以为继，因为大多数人不能像你这样无偿付出。不领赏，不仅不是道德高尚，反而因为它离普遍的人性太远，不切实际，是反道德，也是无效率的道德。今天，我们的安全套广告、我们的100%的安全套计划，都是为了追求更有效率的道德，也是维护人的生命、健康和国家安全的道德。同样，我们无法让人人都只有一个性伴侣，无法完全消灭“性产业”，那么，我们起码可以提倡更切实际、更有效率的道德：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100%使用安全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