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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金融风险 振兴东北经济

NEWS.SOHU.COM  2003年12月04日23:26  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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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剑阁

  东北三省是我国的老工业基地,曾经被誉为“共和国的长子”。东北国有大中型企业众多,重工业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目前已逐步形成了以钢铁、机械、汽车、石油化工、化纤等行业为主的装备工业体系。据统计,2002年东北三省共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1603亿元,占全国GDP的10.8%;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创造的工业增加值3303亿元,占全国的10.03%,实现利润712亿元,占全国的15.91%;共有国有大中型企业1042家占全国的16%;同时东北三省也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2002年三省粮食产量合计6625万吨,占全国的14.4%。

  不可否认,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东北三省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创下过辉煌业绩。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东北三省的发展步伐明显落后了。在1978年,辽宁、黑龙江和吉林的人均GDP在全国的排位仅次于三大直辖市,而到2002年却分别下降到第8、第10和第13位。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东北老工业基地长期受到国家的保护和扶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众多国有企业在新的市场环境中缺乏竞争能力,再加上国有企业背负着沉重的社会性负担,经营效益不断下降,大批企业停产关闭,工人下岗,人才外流,使东北地区整体经济出现衰退,社会稳定问题也日益突出。

  东三省在经济不振的同时,金融状况也不能令人满意。日益累积的金融风险,将有可能成为影响振兴东北战略实施的重要因素,值得引起高度重视。

  一、东北三省的金融现状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与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目前东北三省金融总体运行平稳,金融机构各项存贷款稳步增长,贷款结构调整效果明显。但是,金融运行中仍存在着一些金融风险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例仍居高不下,潜在金融风险增大。从数量上看,目前全国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主要集中在广东、辽宁、山东、湖北、河南、江苏、河北、黑龙江、吉林、四川等省,占全国不良贷款的58.6%;从比例上看,海南、湖北、吉林、黑龙江、江西、安徽、辽宁等省区的不良贷款比例最高;而吉林、黑龙江、辽宁三省均在上述双高地区。据统计,东北三省分行2001年底不良贷款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2个百分点。

  二是中小金融机构潜在支付风险严重。一方面,不良贷款率呈现上升趋势。以城市商业银行为例,到2002年,吉林、辽宁、黑龙江三省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例分别高出全国平均水平49、17和5个百分点,其中吉林省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例高达66%,为全国最高。另一方面,效益不佳、亏损和资不抵债比较严重。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亏损较为严重,城市商业银行净亏损家数上升。到2002年东北三省城市商业银行共15家,其中有8家出现亏损。

  三是“两债”(企业债券与证券回购)存在兑付风险,形势依然严峻。2000年末,东北地区“两债”余额204亿元,到2002年末为138亿元,减少了66亿元,平均每年减少33亿元。尽管“两债”兑付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但余额仍然巨大,风险不容忽视。一方面发债企业由于亏损严重,债务负担沉重,偿债能力不断恶化;另一方面,证券机构由于违规运用拆入资金,致使大量资金无法收回,而居民到期债务需要兑付,形成巨大的风险。

  二、造成东北地区金融风险突出的原因

  首先,国有企业改革滞后、效益低下是造成东北地区银行不良贷款比例居高不下的直接原因。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属于政府主导的数量扩张型经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根据国家行政指令发放贷款,这在当时支持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另一方面由于国有企业 “预算软约束”,管理混乱,效益低下,也造成大量银行贷款无法收回。目前东北三省共有国有大中型企业1042家,占全国的16%;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共4187家,占全国的10.2%;国有资本占社会总资本的比重接近70%。在体制转轨过程中,东北三省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改革都滞后了。以东三省的某省为例,到2002年底,仍有20%的企业没有改制,30%以上的企业出资人没有到位,60%以上的企业没有形成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在改制企业中,有9.3%的企业还没有进行劳动用工制度和人事制度改革,有11.8%的企业没有进行分配体制改革。由于体制的束缚,国有企业难以适应新的开放、竞争的市场环境,其效益不断下降。甚至有相当一批企业长期处于资不抵债的境地,已无法再维持生产。多年来形成的巨额银行债务以及大量拖欠的职工工资、集资款、社会保障金、住房补贴等各种费用无法得到有效补偿。这就使得这些长期亏损、扭亏无望的企业,无法按照优胜劣汰原则顺利退出市场,从而导致银行不良贷款越积越多,给地区金融风险带来极大的隐患。

  其次,社会信用环境不佳也是形成银行不良贷款的一个主要因素。近几年企业借产权制度改革之机,逃废或悬空银行债务问题突出。以东三省的某省为例,2000年末,企业逃废银行债务涉及贷款企业近3000户。其中很多企业借破产、兼并、承包、租赁等改制来逃废债务。由于过去一些老贷款手续不健全或不合规,商业银行在起诉追缴过程中,往往不被法院受理或败诉,有些即使胜诉,也常常由于种种原因得不到执行。据统计,金融纠纷银行胜诉案每年执行率仅在10%左右,且执行追回的大多数是实物,变现时损失较大。

  第三,国有商业银行自身的一些体制和管理问题,也是形成不良贷款的重要原因。国有商业银行自身在转轨过程中,也存在着明显的体制陈旧、观念落后、机制僵化和管理薄弱等问题。人民银行对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316个二级分行检查后发现,主要由于内部管理原因形成的不良贷款占全部不良贷款的19.3%,其中,贷款“三查”不落实的占5.8%,决策失误的占1.9%,认为缩短贷款期限造成的占3%,向自办实体贷款形成的占2.6%,账外经营并账形成的占5.9%。

  第四,对包括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在内的各类金融机构监管不力,某些金融机构内部风险管理薄弱、运营混乱,违规违纪甚至违法现象比较普遍。有些机构已经被整顿关闭,有些也已经连年亏损、资不抵债。总之,金融机构隐藏的风险不小。

  三、防范区域金融风险的重要性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即使在总量基本平衡的宏观经济环境下,一个局部地区的金融风险如果累积到一定程度,并形成区域性金融危机,也可能通过特定的传导机制影响到其他地区的金融稳定。

  改革开放以来,财政、计划、投资等体制的改革推动了社会资金在不同区域间的大规模流动。整个经济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区域间金融市场的发展,都在不同程度上打破了计划经济条件下行政化的区域金融运行的管制性的平衡格局,导致金融运行逐步向市场化的、非均衡的状态发展。

  这样,我国整体经济的同质性已为地区差异性所取代,区域金融运行状况的非均衡特征越来越明显。地区经济金融发展的多元性也就成为我国金融的基本特征之一,主要表现在东部沿海地区与内地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不同地区的金融运行规律的差异也导致金融风险累积程度的差异。在特定条件下,局部地区的金融风险可能进一步形成金融危机,并向其他地区蔓延。

  国际经验表明,金融危机对经济和社会造成的冲击会远远大于类似非典这样的自然灾害的冲击。经济损失体现在银行倒闭、企业破产、大量裁员、为挽救银行而形成的沉重财政负担、外汇储备大量流失,以及GDP锐减等。比如,英格兰银行的最近一项研究发现,日本(1992-98)和韩国(1997-2000)为挽救银行所形成的财政损失分别是其GDP的21.5%和14.7%。自1990年以来,斯堪地纳维亚国家由于银行危机造成的损失在三到四年的时间里占了GDP的10%到30%。在最近的金融危机中,印度尼西亚受到的损失甚至更大:挽救银行的财政支出(1997-2000)占GDP的比例高达55%。金融危机造成的GDP损失平均为8%,新兴国家的比例要更高,都大大高于类似地震和非典这样的自然灾害。

  而且,金融危机对整个社会和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无人能幸免。对社会的损害可能反映为政治不稳定、收入分配恶化以及贫困加剧。在这点上,印度尼西亚又是一个例子。该国的金融危机导致了社会动荡,暴乱以及不同种族、宗教和社会集团之间的冲突频繁发生。在危机前的三十年里,印尼在减少贫困方面成绩斐然,成为世界银行号召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榜样。然而,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它在减少贫困方面已取得的成就,几百万人重新陷入贫困。印尼金融危机还导致政权瓦解。阿根廷和土耳其最近发生的危机再次提醒我们注意这种高昂的社会代价。历史多次证明:自然灾害可能会促使人心凝聚,但是金融危机却往往导致大众对政府的信心瓦解。

  所以,防范金融风险,确保国家经济安全,是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必须十分重视的大事。而防范地区金融风险、确保地区金融安全既是实现地区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实现国家金融安全、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前提。防范地区金融风险,需要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各级监管机构、金融机构以及企业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

  四、东北地区如何防范金融风险

  首先,逐步化解银行巨额不良贷款是防范金融风险的关键。我国银行体系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银行信贷在企业融资总额中占90%左右,其中又有75%是由四大国有银行贷出。因此银行风险,特别是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是目前金融风险的集中体现。东北三省国有企业众多且融资渠道单一,其银行不良贷款问题更为严重,给该地区的金融安全造成巨大的隐患。

  因此,如何化解银行巨额不良贷款,降低不良贷款比例成为维持该地区金融安全的关键环节。一方面对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不良贷款存量,需要政府、银行和贷款企业共同努力,合力解决。具体来说就是财政冲销一部分;银行自身再消化一部分;允许银行通过发次级金融债券和引入战略投资者来增加资本金;贷款企业也要改善经营,树立诚信意识,偿还拖欠银行的本息。另一方面,各级政府要处理好政府与银行、企业与银行的关系,不能再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来干预银行的信贷行为,形成新的不良贷款。

  有数据表明,自去年下半年出现了投资增长加快的势头,投资方向所影响的部门也主要与地方各级政府行为有关。有些地区新开工的项目行业结构基本雷同,出现部分重复建设的现象。世界银行在10月16日发布的一项报告中指出,近期中国地方政府投资额大幅增加可能会产生新一轮繁荣——衰落的循环。银行系统所面临的总体风险也从国有企业工业项目的风险转变为地方政府基础建设项目和房地产开发项目的风险。这可能会给中国本已陷入困境的银行系统带来不利影响。所以,振兴东北,重要的是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是观念的更新和精神状态的重振,决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又一轮投资热潮。那样做,可能会给东北地区增加新的金融风险。

  其次,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是防范金融风险的迫切要求。尽管我国目前尚未实行混业经营,但金融创新的发展以及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使银行、证券、保险业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从而给监管者带来了严峻挑战。新形势下,金融监管方式的转变应是逐步放松管制,减少行政审批,为金融机构业务创新提供良好的环境。同时,要加强中央银行、各金融监管机构以及政府部门的协调与合作,建立健全金融危机的应急处理机制,进一步完善金融信息的报告和管理制度。

  加强监管协调是国外金融监管的发展趋势。目前英格兰银行、欧洲央行都设立了专门的金融稳定局来协调与各监管部门的工作;健全的应急措施和危机处理制度也是化解重大金融危机的关键。美国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经历了多次金融危机后 已研究和制订了一整套危机的应急处理制度机制,成功地化解了各种突发事件所引发的金融危机。

  央行与监管机构之间、各监管机构之间,以及与被监管机构之间高效、及时的信息共享,有利于中央银行充分掌握各种金融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对经济、金融形势进行全面的分析和监控,及时发现影响金融稳定的潜在风险,并采取正确的行动。具体到地方金融监管,人民银行各分支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各派出机构,一方面要依法加强对当地金融机构监管,督促其加强内部控制,提高防范风险能力。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彼此间的以及与财政、税务、审计等相关政府部门之间的合作与协调。逐步建立起以金融监管为主体,完善的金融机构内控制度、行业自律以及社会监督为补充的复合型金融监管体系。

  第三,要进一步加强各类金融机构体制改革,完善公司治理,建立严密的内控机制和风险预警机制,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国有商业银行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国有商业银行的运行机制、管理水平和经营效益,直接关系到整个金融体系的质量。因此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综合改革有利于我们从根本上防范金融风险。首先要加快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的步伐,实行股权多元化,采取多种途径补充资本金,增强资本实力。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其次要大力化解历史包袱,进一步降低不良资产率。按照国际会计准则与审计标准,全面推行贷款质量“五级分类”制度,完善资产质量评价、考核体系与办法,切实提高信贷资产质量。最后要进一步强化风险管理,加强风险控制。要建立起完善的操作流程与制度,以及涵盖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各类风险的全面风险管理体制。按照国际会计准则,全面推进审慎性会计原则。按照巴塞尔委员会要求,真正提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及时准确披露相关信息,增强银行的透明度。

  中央明确提出要把证券公司、信托公司、城市商业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也办成现代金融企业,并鼓励社会资金参与中小金融机构的重组改造。在加强监管和保持资本金充足的前提下,稳步发展各种所有制金融企业。因此广大中小金融机构应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积极引入社会资金,提高资本金,建立完善有效的内控机制,提高管理水平,降低金融风险。

  第四,大力加强信用制度建设,是防范金融风险的当务之急。目前我国信用体系还不健全,信用秩序混乱。无论在商品市场还是要素市场,无论企业法人还是个人信用主体,都存在大量的失信现象。在金融领域表现为,企业逃废债问题严重,大量银行贷款逾期收不回来,成为呆坏账,金融的系统风险加剧;资本市场中欺骗瞒报、虚假信息披露和恶庄炒作屡禁不止。

  普遍的失信现象严重破坏了市场秩序,提高了市场交易成本,降低了经济运行效率,直接影响和制约着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正常发挥,并造成巨大的金融风险隐患。因此,加快建立我国市场诚信体系是化解金融风险的当务之急。一方面,要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有关政策,为加强信用制度建设提供有力的依据。另一方面,要加快建设企业和个人信用服务体系,健全并完善社会信用信息的透明和开放制度,逐步开放信用服务市场。

  目前中国央行正在积极着手建立全国性的征信系统,其作用在于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建立信息约束机制,改善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状况,为信贷活动提供资信支持。要对银行机构信用状况进行评级,并采用一定形式予以披露,以监督金融机构的失信行为。要大力支持信用中介机构发展,但对信用中介机构的执业水平、执业能力以及从业者的职业道德状况,必须加强规范并进行监督。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本文是作者2003年12月3日在沈阳召开的“东北振兴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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