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们看到真正的凶手被抓的消息，终于松了一口气。被公安机关关押了2至10个月误认为是杀人凶手的杨德立更是百感交集。

以缺经费为由一拖再拖没有办案的平舆县公安局。

　　在民众生命受到威胁时，对有关信息政府应选择保密还是公开？

　　文/刘滢 吴佩霜

　　11月3日，残杀67人的杨新海被抓获；7日后，残杀17名少年的黄勇亦落网。

　　两名凶手作恶持续二至三年，均在当地民间引起长时间的惊恐。但事后对一些环节的追述后才发现，尤其在黄勇案中，受到生命威胁的民众未能从政府及警方得到只言片语的警示。而这些警示，或许可以挽救更多的生命。

　　“从我刚进入公安局那天起，就被告知，没有侦破的案件不能对外公布。”一位警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不破不报”，是多数情况下警方对公众采取的态度。但学界的看法和民众的要求却与此不同。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系主任郝宏奎教授明确表示：“治安问题、犯罪问题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人民群众应该享有知情权。”

　　对于知情权的定义，中国人民大学政府管理与改革研究中心主任张成福教授解释：“从理论上讲，公民有权获知跟自己有关的，不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和他人隐私的一切信息，政府有义务向公民通报与其人身、财产安全等相关的信息。”

　　那么，公安机关是基于何种考虑而不公布正在侦破中的案件的信息呢？有论者认为，无非三个原因：顾面子，怕引起公众对警方破案能力的怀疑；怕对犯罪分子打草惊蛇；怕惊动公众，引起社会恐慌。而本质上，地方官员认为出了案子属于负面信息，有损于或至少不利于“政府形象”。

　　亦有熟悉中国警方运作的学者认为，在案件信息披露问题上，警方会认为披露信息会影响破案，这种思路是以破案率为参照，而不是以公民的生命安全为最大目标。无可置疑，破案率和公民安全之间有直接联系，但如果单纯以破案率为目的，就可能带来最终目标的错位。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知情权既然是一种权利，信息公布之后结果好坏就应由民众自己来决定和承担，政府不能干预，即‘掌握权力的人不能剥夺没有权力的人的权利’。”

　　郝宏奎亦表示：“公众占有这些信息，有利于实施有针对性的个人预防或家庭预防防范措施；同时可以借此引起公众、舆论乃至党委政府对治安和犯罪问题的动态关注，更好地动员和整合社会资源投入到打击、防范、控制犯罪的活动中来。”

　　郝宏奎对本刊记者具体分析说，在侦破过程中，如犯罪手段中的一些反侦查手段就必须保密，否则，许多潜在的犯罪嫌疑人就会竞相模仿；但关于其实施犯罪的侵害方式比如诈骗手法、扒窃手法、抢夺手法、入室方式等方面的信息就没有必要保密，相反，这些信息是公众进行个体预防、家庭预防、识别犯罪、检举犯罪必须掌握的基本信息，必须为公众了解，向公众发布。

　　一个可资借鉴的例证是，2002年下半年，就是杨、黄二人疯狂作案的同时，美国华盛顿地区遭遇了一次类似于杨、黄两案的“连环枪手危机”，警方几乎同步公布的信息包括：被害人的情况、凶手留下的信件内容、犯罪嫌疑人的特征、破案采用的高科技手段等。

　　在此期间，张成福教授作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研究员，在华盛顿从事研究工作。

　　他回忆道，当时一个女孩在睡觉时被掳走，当地政府定期召开发布会，由州长、警察局长亲自向市民通报，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的联邦政府官员亦出面发表讲话，表现出高度负责的态度。

　　张成福表示，即使两国国情和体制没有相应的可比性，但从政府的作为角度看，“连环杀人案”反映了如何建立一套完善的责任追究机制的问题，政府官员的政治责任感、行政责任感、道义责任感都应受到质问。“我们不要求省委书记、省长、市委书记、市长亲自破案，但把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却是他们的天职。”

　　张成福向中国《新闻周刊》指出，在美国连环枪手案中，正是由于民众的积极配合，才最终将凶手绳之以法。美国一名卡车司机根据警方提供的线索报警，警方迅速将两名疑犯抓获。这起连环枪手案在警方与民众的互动合作下短短20多天就迅速告破。

　　“提供公共安全由公安机关单兵作战是不能完成的，应在整个社会建立防控网络。建立以警察机关为中心，结合政府(主要指公安)、企业、社会(主要指社区)、公民本身的网络系统，是整个世界的治安管理趋势。”张成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