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长沙晚报报业集团大楼的一个会议厅里坐无虚席，这里正在举行长沙市直新闻媒体“三项学习教育活动”报告会。当天的主讲人是中共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谭仲池。据一位参加会议的记者回忆说，谭仲池讲话伊始，并没有直奔主题，而是从口袋里掏出一封题为《长沙是谁家？凭啥我爱它？》的信，向大家展示这封信说：“虽然这封网上来信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但我们应该把这封来信看得很重。说心里话，我作为市长，丝毫没有埋怨之心，而是深深地为此感到自责，因为这封信代表了不少群众的意见，这说明我们的工作中确实还存在不少问题。”谭仲池接着说：“这封信在我从政生涯中，将是我的良师益友。”
第二天，长沙多家媒体均在显要位置以《市长生动的一课》、《“报纸决不能没有道德”》等为题，刊发了谭仲池的此次报告会消息，并援引了他的上述讲话。
一封发在红网＜百姓呼声＞上的帖子为何引起省城市长的感慨？署名“长沙刁民陈洪”究竟为何许人？这些都令许多人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猜测。
给市长的一封信
其实“长沙刁民陈洪”的信全称为《长沙是谁家？凭啥我爱它？——阅谭仲池市长给长沙晚报编辑部的信后有感》（以下简称“《长沙》”），这封在红网上的公开帖子就是致信给“亲爱的谭仲池市长”的。
在信中，“陈洪”说：“长沙，作为我们长沙人的家园，我理应爱她，我却要说，‘长沙，我要爱你还真不容易。长沙是谁家？凭啥我爱她？’作为一个家，理当有家长，有家庭成员。在一个家庭中，各家庭成员应是平等、和睦相处的关系。俗语说，家和万事兴嘛。……当一个家庭充满贫困、苦难，但家庭中充满亲情、友爱、平等公正时，这家庭还有可能维系，离开的只是那爱慕荣华、追求享受之徒，更多的成员会为改善家庭的贫穷落后的经济状况而努力，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呀，这狗窝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家，才是我们的希望所在，我们为她所做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得到回报！”
但是，“现实的长沙，却真不像我们工薪阶层、下岗职工及贫困人群的家，我们虽没有大笔的现金、存款，没有豪华的轿车、没有宽敞的豪宅，但我们却为这城市的兴旺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没有千百万小人物在各行各业的辛辛苦苦的工作、交捐纳税，政府的财政收入从何而来？”
“陈洪”说：“水电费上调、城市垃圾处理费的开征、电视收视费上涨、车辆过桥费的开征……那一次不是说收就收，说涨就涨？”
“人无信誉则不立，官无信誉则不威。”“陈洪”说。
“以前常听说：政府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我看着各级政府办公大楼一座比一座高，一栋比一栋豪华；官员的车，一天比一天多，一辆比一辆豪华；官员的人数一天比一天多。这一切，哪一项不是要纳税人买单呀？如果政府的办公大楼能矮一点，小车能少一点，政府的公务员能少一半的话，咱长沙的建设是否会更好？”
“陈洪”说：“从政之道，当先治官。官良民自善；官廉民自洁；官善民自安。要提高百姓素质，当先提高官员素质。……不能只讲廉政、勤政而不讲善政、优政。善政较之劣政恶政，更能赢得民心，能争取群众的支持，更能化不利因素为积极因素。可以说善政体现的既是作风，也是素质。”
“因此，我要借此信，再次号召全体公务员们都行动起来，关爱我们的城市，爱护我们的家园，关爱我们的百姓，珍爱城市的环境和形象。要对那些不关心百姓疾苦的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敢于纠正，敢于批评，敢于面对面地进行规劝。只要大家都来关注百姓生计、百姓权利，我相信，我们小老百姓一定会说，长沙是我家，我要关它。”
这篇近5000字的帖子，落款的时间是“2003年11月10日”。
按照“陈洪”的说法，他写这封信的缘由是因为谭仲池在《长沙晚报》发表的一封公开信。经记者查寻，11月6日，《长沙晚报》在一版刊发了谭仲池致该报编辑部一封600余字的信。据该信编者按称，“从11月3日起，本报连续推出了‘城运会后看长沙’系列报道，首篇《谁在践踏长沙的美》，立即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强烈反响。当日中午，公务繁忙的市委副书记、市长谭仲池看到报道后当即写信给本报编辑部，痛斥那些不文明行为，号召全体市民都行动起来，关爱我们的城市，爱护我们的家园，珍爱城市的环境和形象。”
谭仲池在信中最后说：“作为市长，我真切地期望文明之风荡漾在城市的每一个空间。愿我们为之不懈地努力。”
无独有偶，“陈洪”的信在结束时也表达了“作为平头老百姓”与市长同样的愿望。
《长沙》一文在红网《百姓呼声》贴出后，一直保持着相当高的点击量，并被转贴到新华网、人民网等主要新闻网站，引发网民的广泛讨论。
“陈洪”是谁？
“陈洪”究竟是谁？网络上有许多猜测，因为通读他的信，行文流畅，语言朴实，尽管他在信中表明了他是一位下岗工人，拿着每月200元的工资，但仍有人认为他至少是一位读过大学的下岗职工。
记者几经周折，11月27日终于联系上“陈洪”。当记者提出采访请求，电话另一头停顿片刻说：“好吧。我愿意说说心里话。”
第二天下午，记者在约定的长沙芙蓉广场附近的建湘南路旁见到“陈洪”时，他告诉记者，自己就是陈洪。为了确认，他还坚持给记者看身份证。
尽管芙蓉广场早已是长沙的中心地段，但是随陈洪走进小巷子时，记者见到的却是长沙城区里难得一见的未铺水泥的土路；就像陈洪，46岁的他，看上去决不止这个年龄。
陈洪住在小巷子旁一栋筒子楼的一楼，半新的摩托车停在门口，墙外有一块牌匾“长沙鸿发商务名片工作室”。陈说，离婚后就一直住在母亲单位的这套房子里。一间大约10平方米的房屋内，被木板隔成两层，“楼上”是用木梯才能进去的床铺，“楼下”杂乱地摆着电视机、冰箱等，还有他的“赚钱机器”——电脑、名片胶印机。房门后立着一个几乎通到屋顶的书架，陈说，因为太拮据，这两年他已卖掉3板车书。
进门时，陈洪的电脑正闪动着股票行情图，他解释说自己一直对股票感兴趣，过去自己炒股，也帮人炒股，但在去年初无功而退，出市后的资金已全部用来买摩托车、胶印机，为的是谋生和跑名片业务。陈洪名片上的名字是“陈鸿”，一旁有行小字：“室主本是下岗人，承印名片为谋生，居家工作在一室，排版印刷我一人，除去纸张成本费，赚点工资就开印。”
事实上，陈洪的名片生意并不乐观。陈举了一个例子，过去长沙三湘大市场里，每天都有四五个人到同一铺面拉名片生意，但现在市场里的生意难做，名片的消耗量也小了许多，到市场里拉名片生意的有时一天都难得见到一个。名片业务的清淡，陈甚至萌生出把摩托车卖掉的念头，但别人开出的价钱低得令他无法接受，迫于无奈，今年他还跑起了“摩的”。“摩的是明令禁止的事，太容易出意外，跑了两个月就没再跑了。”
不过，今年有一件令陈洪又喜又悲的事，一直跟前妻生活的儿子考上西安一所大学，作为父亲的他却只能为万元学杂费竭尽所能凑出3000元。对于未来3年儿子的学杂费，陈洪无言以对。“出去找工作，看我的文凭是‘文革’时期高中毕业的，不行；问我的年龄，快50岁了，不行。现在这点做名片的手艺完全是自己摸索出来的。”这既是陈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也是他自己觉得比同龄的下岗工人略强的地方。
按照陈洪的说法，他的人生经历颇为丰富：当过知青，回城进工厂，先后在多家企业工作，还官至厂长一职。尽管陈洪还是长沙线材厂职工，但是这家大集体企业基本名存实亡，正如他在《长沙》中说，每月拿着不到200元的工资。“大家想买断工龄，厂里根本拿不出这笔钱。”陈洪说，一顿饭、两包烟几乎是他一天所有的消费，而除了有时出去接名片外，他基本上都是蜗在房子里上网、看电视。陈洪说，上网就是在许多网站的论坛里参与各种社会问题的讨论、发帖子。陈洪有一个极端的看法：现在除了网络，没有一个给老百姓说话的地方。事实上，红网论坛里就有他的不少帖子。这些帖子或许正在实现他的一个愿望，那就是写一本关于城市贫民和下岗工人生活现状的调查报告。
一位“代言人”
11月9日晚11时许，没有感兴趣的电视看后，陈洪开始上网。“前段时间我一直对长沙禁摩有不同看法，当我看到谭市长的信，触发了我的更多感受，所以就在电脑上写致谭市长的信，凌晨3点写完后，我看都没看就贴到红网论坛上了。”
去年，陈洪曾连续丢了7辆自行车，前两次他还跑到几十米远的派出所报案，但事实上这类案件派出所也无能为力，所以后来发生的几次，他索性连案都不报了。不过有一次，陈洪在附近的一家修车铺找到自己的自行车，通过修车铺老板找到窃车贼的家后，他当时涌起的“修理”一番窃车贼的念头也没有了，因为这是一个比他还难堪的家，“简直是家徒四壁，我不忍心呀。”
这就是陈洪遭遇到的一个城市的现实，一个所有人不得不面对的社会现实。尽管陈洪从不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中的一员，但他的生活中更多的是接触这一群体里形形色色的人。
陈洪说自己是一名有20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正是因为我的身份和经历，我写了这封信，内容只是自己的一些感悟，也就是希望政府及有关部门能够真正地关注下岗职工和城市贫困市民的生活，多听听来自最低层的声音。”陈洪说，现在的下岗职工多是像他这般年纪的人，由于历史的原由，文化程度都不高，有些想法，也只是埋藏在自己的心里，偶尔对家人或朋友发发牢骚而已，“如果你不说，我不说，哪个来说？总要有个为他们说话的人。”
陈洪的自我评价：是一个生性不喜欢受拘束，想说就说，决不乱说的人。“我们的社会确实阳光灿烂，但阳光阴影里的现实大家关注的多吗？有时我连自己都骗不了，还骗得了别人吗？”
陈洪曾将《长沙》一信向省城某报投稿，结果石沉大海。“我也明白这篇稿子是发不出来的，但是任何反馈或了解情况的电话也没有。老百姓的牢骚、怨气决不是不讲道理的，现在一些干部缺少的就是对民情的了解。”陈洪说，“如果老百姓的话没人听，将来制定政策时难免偏颇。”
前些年，陈洪一位朋友与别人发生一起小纠纷，于是朋友跑到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希望出面处理，但遭到拒绝：这点小事我们管不过来。一条合法的解决途径被堵塞后，朋友采取了“黑道”程序，请人“了难”（长沙话：采取非正常的方式解决问题）。结果尽管陈的朋友挣回了面子，但还是获刑7年。陈洪说，由于司法成本过高，许多老百姓有时即使有理，也不敢贸然寻找正常的法律途径去解决事情。
不过，陈洪还讲了一个令他高兴的变化。今年8月，儿子考上大学后，他到派出所办理户口迁移手续。“民警听说是我儿子考大学迁户口，说了一句‘恭喜你’，我交了5块钱，她几分钟就办好了，然后又对我说‘好走’。”陈洪描述当时的情形，“我听到这些，心里感觉很舒坦，在过去既不可能这么便宜，又不可能这么快，还要托关系。”
看到谭仲池市长在会议上对《长沙》一信的评价后，陈洪说他根本想不到会引起市长的兴趣。“我佩服他。”陈洪说。
表达民意的一个新途径
对于《长沙》一信的影响，不仅出乎陈洪的意料，也让他感受到网络的力量。
湘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何纯说，网络的诞生，为人们的交流提供了便利，为人们表达思想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
事实上，从近段时间来看，网络舆论的影响力正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其地位和功能获得权威层的认可。今年初，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广州对一位参与防治“非典”第一线的医生说，“你的建议非常好，我在网上已经看到了。”4月2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北京大学考察时对学生说，“我看到同学们在网上写的一些话，我挺感动。大家对政府的信心越来越强了。”
与此同时，今年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都可以看到互联网的影响，网络舆论在一定意义和一定的场合已经不再是网民的“自娱自乐”和“自我发泄”。
4月25日，《南方都市报》披露“孙志刚事件”，网民强烈要求有关部门严惩元凶，公开透明地处理该事件，形成声势颇大的舆论浪潮，促成《收容管理条例》的废除。
此前的1月19日，时任深圳市市长于幼军与著名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的作者“我为伊狂”面对面地交换对深圳发展的看法。当时有评论认为，“一位市长因为一篇网文与一个普通网友进行一场面对面的对话，畅谈一座城市的今天与未来，这在国内还是第一次。”
何纯说，在民众表达意见的传统渠道之外，网络论坛也成了表达民意的一个途径。事实上，每一个国内外重大事件，都会引起网络中的强烈反响和激烈辩论。网友言论之活跃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不论是国内重大事件，还是国际重大事件，均能马上形成网上舆论，甚至达到任何部门、机构甚至公众人物无法忽视的地步，这种状况是前几年无法想象的。
“以往只有权势阶层和知识精英拥有话语权，而网络论坛这类互联网功能，则使普通公众包括弱势群体、边缘群体也拥有了某种话语权。”何纯说，“网络为民众的表达提供了一个窗口。它可能会提高人们参与社会生活的积极性，逐渐培养人们自由思考与发言的习惯，为未来发展提供一个有益的土壤。”
（《百姓呼声》联动媒体 湘声报报记者 彭世松 张 权 )
此稿为《红网-百姓呼声》供搜狐网独家稿件，如要转载请与红网-百姓呼声或搜狐新闻中心联系
转自搜狐
| 
-- 给编辑写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