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实际上是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较量。一般说，实力强、影响大的政党容易取胜，它们的得票率高，当选议员也多。反之，实力弱、影响小的政党则难以取胜，它们的得票率低，当选议员也少，众多中小政党甚至进不了国家杜马。但如仔细加以分析，影响国家杜马选举的还有下述三大因素，这些因素可说颇具俄罗斯的特色。

　　第一、社会情绪的起伏和变化

　　社会情绪是影响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的最大因素，它直接影响各派政党得票率的高低和所获议席的多寡。十年来，俄的社会情绪出现三次较大的起伏和变化，并对国家杜马选举产生重大影响。

　　20世纪90年代初期，俄罗斯人急于“告别过去”，一心向往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和市场经济，社会流行强烈的亲西方情绪，因此右翼党派拥有广泛的拥护者。在1993年12月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中，尽管俄按照西方建议实行的“休克疗法”已开始出现恶果，但盖达尔领导的“俄罗斯选择”联盟仍然获得15.38％的选票，加上“单席位”选区当选的议员，共获96个议席，成为国家杜马第一大党团。同时，日里诺夫斯基领导的“自由民主党”也利用社会流行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民众迫切要求改善生活的愿望，高举“建立强大俄罗斯”的旗号，提出“半年内使人民生活翻一番”的诺言，结果成为一匹“黑马”，获得22.79％的选票，位居各派政党之首。

　　90年代中期，俄的社会情绪发生重大变化。由于政局长期动荡，经济陷入危机，现政权的内外政策引起社会强烈不满，民众心态出现向左倾斜的趋势。当时的俄共，高举反对派的旗帜，强调照顾普通居民的利益，赢得众多选民的拥护。因此，在1995年12月国家杜马选举中，俄共获得22.3％的选票，位居各派政党之首。加上“单席位”选区当选的议员，俄共共获157个议席，成为国家杜马第一大党团。相反，由于“休克疗法”遭到失败，盖达尔领导的“民主选择党”威信扫地，因此仅获3.86％的选票，连国家杜马都未能进入。

　　90年代末期，俄的社会情绪再次发生重大变化。多数人经过反思认识到，俄既不能回到过去，也不能照搬西方，必须探索自己的改革道路。于是，社会情绪倾向中间路线，既反对右的极端，也反对“左”的极端。因此，在1999年12月国家杜马选举中，成立刚两个多月的中派组织“团结”联盟得票23.32％，仅稍次于俄共。加上其他中派议员，中派力量超过俄共，成为国家杜马中的多数派。

　　目前，俄的社会情绪依然倾向中派主义，普京的内外政策也颇得人心，其群众基础比前几年更为广泛。这种情况，显然将对2003年国家杜马选举产生重大影响。

　　第二、执政当局的干预和影响

　　十年来，俄罗斯在建设“民主政治”方面已经取得一定成绩，但任务远未完成，至今尚未成为真正“民主国家”。这在历届国家杜马选举中都有所体现。例如，执政当局往往利用权力机关的威信与资源，支持“政权党”，打击反对派，力图使国家杜马选举的结果有利于现政权。当然，这种干预的成效是大是小，还要看执政当局威信的高低和政绩的好坏而定。

　　1993年国家杜马选举时的“政权党”，是盖达尔领导的“俄罗斯选择”联盟。当时，尽管盖达尔本人已经退出政府，但该联盟依然囊括了一大批总统办公厅和政府的要员，而且得到叶利钦总统的支持。因此，尽管执政当局威信不高，政绩也不好，但它的强有力支持，显然是该联盟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团的重要因素。

　　1995年国家杜马选举时的“政权党”，是俄政府总理切尔诺梅尔金领导的“我们的家园――俄罗斯”联盟。当时，该联盟不仅得到叶利钦总统的支持，而且把大部分政府高官和地方行政长官都吸纳进来，它拥有充足的经费，得到官方媒体的帮助，竞选活动也搞得有声有色。结果，“家园”联盟成为仅次于俄共的议会第二大党团。只是由于执政当局的威信不高，政绩欠佳，因此未能取得最佳效果，其得票率仅为10.13％，不及俄共的一半。

　　1999年国家杜马选举时的“政权党”，是内阁部长绍伊古领导的“团结”联盟。该联盟之所以获得很高的得票率，除了其中派旗号适应社会要求以外，更因为它得到执政当局的支持。当时，“团结”联盟只是俄罗斯的三大中派组织之一，但它不仅得到39位地方长官的支持，而且得到威信日隆、政绩显著的普京总理的公开支持。于是，那些拥护普京的选民纷纷投票支持“团结”联盟，使它在三大中派组织中异军突起，取得意外的胜利。

　　2003年国家杜马选举中的“政权党”，无疑是由“团结”联盟演化而来的“统一俄罗斯”党。该党得到普京总统的支持，得到政府和各地方长官的支持，因此前景看好。

　　第三、寡头的幕后操纵和媒体的宣传炒作

　　寡头干政是叶利钦时期的一大特色。金融寡头不但财大气粗，而且热衷于控制媒体和干预朝政，幕后操纵杜马选举对它来说更是小菜一碟。有些寡头与执政当局结成联盟，有些寡头则在下面搞小动作。事实上，俄各大政党背后几乎都有寡头的影子。各大政党从寡头那里获得经费资助，寡头则从它们那里得到某种“承诺”，甚至从它们那里收买国家杜马代表候选人的名额，可说是互通有无。在俄罗斯，金钱对国家杜马选举的影响是很大的。据俄报报道，1995年时国家杜马候选人名单的前几位，每个值几十万美元，候选人名单的中间位置，每个也值5－10万美元。媒体宣传的影响也很大，普京在2001年7月18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俄罗斯人“非常容易受新闻媒体的影响”，因为他们“很少有自己固定的政治定位”。当年，著名寡头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就控制许多重要媒体，利用它们支持一些政党，打击另一些政党，甚至进行片面和歪曲宣传，故意把水搅混，影响国家杜马选举。

　　例如，在1999年国家杜马选举中，普里马科夫领导的选举联盟遭到严重挫折，就是寡头与执政当局“合谋”的结果。普里马科夫此前不久担任政府总理，政绩甚佳，颇孚众望。后来他领导“祖国―全俄罗斯”联盟，其支持率居高不下。但是，由于他在当总理时曾采取措施打击寡头，而且主张重新审查私有化的结果，因而得罪了寡头；他的崇高威望以及企图与叶利钦“划清界限”的做法，也对现政权构成某种威胁。于是，寡头与执政当局联合起来，把普里马科夫当作头号打击对象。双方的媒体掀起“反普”浪潮，天天攻击普里马科夫。结果，使该联盟威信大降，在选举中只获得13.33%的选票。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事后说：这次选举“从来没有这样肮脏过”。普里马科夫也含蓄地说，俄“距离真正的民主还差得很远”。西方媒体则评论说：俄“是一个由一小撮寡头政治家控制的几家全国性媒体能够操纵公众舆论、决定选举结果的民主体制”，这次议会选举是“由国家电视台进行造谣中伤的竞选活动所左右的”。

　　普京执政以后，采取措施打击寡头势力，封杀寡头媒体，取得良好成效。然而，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等老的寡头被“整治”下去了，甚至被迫流亡国外了，但新的寡头又出现和成长起来了，他们仍然要走“以钱谋权”的道路。俄罗斯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的所作所为，就是如此。同时还要看到，寡头在各个地区依然很有势力，它们勾结地方政权，控制地方经济和地方媒体，为所欲为。这种情况，在2003年国家杜马选举中仍然值得注意。但寡头势力无论怎样强大，也难以同执政当局相匹敌。例如，俄首富霍氏企图干预和操纵国家杜马选举，俄当局就把他拘捕入狱，使他很难有所作为。这种情况，对“政权党”十分有利。

　　除了上述三大因素之外，起作用的还有其他一些因素。特别是，各派政党竞选的纲领、策略以及方式方法等等，也对选举结果产生重大影响。例如盖达尔领导的右派政党，由于内部分裂，而且各不相让，因此在1995年国家杜马选举中“名落孙山”，未能进入议会。后来，它们吸取教训，改变策略，重整旗鼓，把几十个右派组织联合起来，组成“右翼联盟”，结果在1999年国家杜马选举中获得8.52%的选票，终于进入议会。（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作者：王正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