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童大焕

　　“如果说计划经济时代的‘剪刀差’让农民付出了6000亿～8000亿元代价的话，那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最少使农民蒙受了2万亿元的损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锡文以上海浦东为例一语惊人。

　　这个数字我相信是一个很保守的数字，因为它依据的是这样一组数据：1987年至2001年，全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3394.6万亩，其中70％以上是征地，这就意味着至少有2276万亩耕地由原来的集体所有变成了国家所有。

　　按照《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0年至2030年的30年间占用耕地将超过5450万亩。如果还是按现在的征地办法，农民至少还需要从土地收益中损失3万亿元以上人民币。这还都是合法征用的部分，不合法征用的部分就更加说不清楚了。

　　事实上，违法征地的数字可能比我们想像的要大得多，所以最近中央有关部门正在启动卫星监控系统，希望通过卫星来监管全国的土地，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如果按2276万亩土地农民损失2万亿元计，那么，平均每亩相当于农民损失8.79万元人民币。但事实上农民损失的远远不止这个数。例如，上海地方政府通过从农民手中征地然后转手卖给开发商，土地的差价高达40至285.7倍！

　　大规模圈地运动的诞生，农民在土地上的收益大量被剥夺，根本上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土地所有权的丧失，二是土地交易权的丧失。

　　虽然相关法律和政策规定，农民的土地承包权30年不变，但是，承包权和所有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所有权是个完整的产权概念，而承包权充其量只是个合同概念，谁若违反只能算违约。抢劫与违约，何异于天壤之别哉！我曾经当面请教过一位学者型官员，我们的土地承包权到底是产权性质还是合同性质？答曰：两种属性都有。事实上谁都看得清楚，在各地争先恐后的圈地运动中，农民作为个人，其对土地的“所有权性质”丧失一干二净，“合同”也不断地被单方撕毁。

　　对于农民来说，承包权是个非常尴尬的权利，它名义上权利在农民这边，事实上的权利都在村以及村、乡、县政权手里。一个村集体，一两个人，在基层政府和官员的压力及私利诱导下，可以“代表”整个村成百上千人，把几百亩几千亩土地廉价出卖掉，自己得好处，村民吃大亏。这是一种“所有者缺席”的买卖！卖别人的东西，收益归自己，试问小小环球，有几个地方有如此好事？

　　土地交易权的丧失则表现在，现行法律规定，农民的土地不能直接进入市场交易，非农用地必须先由政府代表国家征地，然后再转手卖给开发商。相当于法律规定了政府在土地交易中的绝对垄断地位。而且，政府向农民征地不是由双方自愿协调解决，征还是不征，农民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征地费也不叫征地费，而叫征地补偿，补多少，也不是协调解决，而是政府“一口价”：根据现行法律，如果农民的土地循合法途径由国家征用，相关补偿费用包括耕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其中，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按规定不得超过土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按照我国东部地区一般耕地年产值800元左右计算，每亩土地补偿费至多2万多元，仅相当于普通公务员一两年的工资收入。而这里面的其中一部分钱，还进不了农民的腰包，还得留在“村集体”手里！

　　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的贫困都是源于权利的贫困，这里的权利既包括平等受教育、医疗卫生、失业养老保障等社会权利，也包括土地所权、交易权等财产权利，以及自由迁徙权等人身权利。中国农民两百年来的贫困也都是源于权利的贫困；中国农民五十年来的贫困、中国农民二十年来的贫困也几乎无一例外地是源于权利的贫困。没有权利，就没有财产，没有自由，没有富裕和幸福，也没有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的安定和谐。

　　在圈地运动中，农民失去的不仅有巨额财产，还有对土地、国家、社会的情感和个人尊严，以及工作以维持生计的权利。这一切都随着土地的丧失而丧失。就是按最保守的估计，平均每失去一亩地要有1.5个农民失业，那么按官方数字：1987年至2001年，全国至少有2276万亩耕地由原来的集体所有变成了国家所有，则已有3400万农民被迫离开土地；按照《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0年至2030年的30年间占用耕地将超过5450万亩，则还要有至少8175万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去。两项合计，人数将达1.2亿！如果这1.2亿人都是被剥夺的没有财富也没有工作的流民，中国的未来会怎样？

　　所以，“没有权利就没有一切”这句话，还应该说得更明白些，就是：没有农民的权利，就没有他们的一切，自然也没有你、我、他的一切（包括生命），也没有我们国家的一切。

　　为了维护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建设部近日出台了《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指导意见》，意见规定，房屋拆迁评估价格为被拆迁房屋的房地产市场价格，不包含搬迁补助费、临时安置补助费和拆迁非住宅房屋造成停产、停业的补偿费，以及被拆迁房屋室内自行装修装饰的补偿金额。被拆迁房屋室内自行装修装饰的补偿金额，由拆迁人和被拆迁人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可以通过委托评估确定。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与拆迁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被拆迁人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和开发商、政府站在平等的地位上谈判了！那么，土地交易为什么不能这样呢？我们寄希望于正在酝酿的《土地法》的修改。一切不合理的制度都应该及时废除或变更，一切公民应得的权利都应该及时夺回公民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