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南京收藏爱好者张才林向记者展示了一本名为《前进的日本》的画报月刊。这份封面注明为“南京陷落祝贺号”杂志中，几十幅清晰的照片记录了日军领南京时的情景。这一幅幅照片刺痛着我们的眼睛，刺痛着我们的心灵，那一幕幕场景是我们永远也忘不掉的耻辱，更是厚重历中永远也翻不的一页。

　　今天,南京不哭

　　12月13日，是南京人心中永远的痛。1937年的今天，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大肆屠城，血流成河，30多万同胞惨遭杀戮。近年来，每逢此日，南京城都要多处同时鸣放警报，以此祭奠大屠杀遇难者亡灵。

　　与往年一样，今天上午的警报从上午10时开始，一直持续33分钟。警报将时而高亢有力，响彻云霄；时而低沉呜咽，如泣如诉，如不屈者的呐喊，似遇难者的哀鸣。工厂、码头和车站等地也将同时鸣放汽笛。在阵阵撕人心肺的警报声中，人们或伫立沉思，或默默哀悼。警报提醒每一位南京人，绝不能忘记国家和我们这座城市曾经遭受的耻辱；警报也表达了南京对和平未来的珍惜与向往。

　　和平大钟昨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落成

　　66记钟声祭亡灵

　　昨天下午3时许，和平大钟在南京江东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隆重落成，简短的仪式后，各界人士依次撞响青铜大钟66次。浑厚、凝重的钟声久久回荡在冬日南京城的上空，人们以此为66年前惨遭侵华日军屠杀的30多万亡灵祈祷。

　　昨天，纪念馆广场苍松挺立，寒气袭人。参加落成仪式的400多位各界人士面向大钟默然肃立。大钟两侧两根黑色的石柱上镌刻着两行白色大字：撞历史警钟，祈世界和平。大钟高3米，寓意30万遇难同胞。总重量6.6吨，表示于遇难同胞66周年祭日铸建。蒲牢为醒狮造型。钟面上部纹饰为30朵梅花和56个祭字，下部纹饰为66朵浪花中映衬66个和平图文，撞击点为醒目的和平鸽造型，表达我国56个民族及滨江城市南京人民勿忘历史、爱好和平的心愿。下摆口径为1.937米，意为南京大屠杀始发时间1937年。钟体正面由书法家启功书写钟名，背面刻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鉴、开创未来”16个大字。两侧刻有铭文和浮雕。该钟由14位旅日爱国华侨捐资50万元铸造，外形仿明式青铜古钟样式，是目前南京城最重的一口钟。

　　仪式上，江东门纪念馆向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美国亚尼桑那纪念馆、日本广岛原爆资料馆、日本长崎和平资料馆等15个国内外博物馆赠送了和平大钟纪念钟。

　　旅日华侨林伯耀谈捐资铸钟的目的——

　　敲响警钟提高人们警戒心

　　和平大钟的捐资者为旅日的14位爱国华侨。昨天，来宁参加落成仪式的华侨代表林伯耀说，捐资铸钟的一个目的就是向海内外敲响警钟，提醒人们注意到日本一部分人否定南京大屠杀、美化侵略战争的倾向，以此提高人们的警戒心。

　　回忆起66年前那一幕幕惨痛情景，满头华发的林伯耀悲愤难抑：“野蛮的日军攻入南京城，大肆烧杀奸淫。那时的南京城似人间地狱一般。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又有多少含冤同胞长眠于此？尽管人的尊严被严重践踏的日子已过去66年，但是牺牲的同胞们的冤魂至今仍在南京的天空游荡，那些在66年前死在日军屠刀下的破碎的魂灵，让人永不瞑目。因为直到现在，伤害你的一些人不仅没向你谢罪，还妄想抵赖事实，所以你那颗受伤的心至今未愈。这是死者的恨、生者的耻。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人感到无比耻辱！”

　　林伯耀在日本出生、长大，却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他说：“我的根在中国。我们再也不愿看到任何形式的战争。我们以这口大钟追悼遇难同胞，希望将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告诉中国的子孙万代，绝不能忘记国家和民族的屈辱。同时为不让悲剧重演，团结海内外所有中国人，为振兴中华统一祖国而努力。”

　　林伯耀说，看到南京市民对大钟极为关注，与广大海外同胞的愿望非常一致，心里十分感动。他已拍了有关和平大钟落成的照片，准备传回日本，让海外华侨和日本媒体都听到南京市民悼念同胞向往和平的心声。

　　400封“难民信”讲述大屠杀前后逃难的南京人

　　难民信全面讲述战时中国

　　在叶德兴家中，记者看到了标为1938年初编的江南水泥有限公司栖霞工厂（南京总店）职员避难通讯录。一份只有几页纸的薄薄的手抄小册子记录了江南水泥厂几十名员工避难后的通讯地址。其中，经理虞宗溎“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一日离厂赴芜湖，五日离芜赴汉口，十九日离汉经港于二十八日抵港”。而叶德兴收集到的第一封长达13页纸的信，正是江南水泥厂职工刘汉增从天津写给经理虞宗溎的，逃难过程中的艰险在这封信中可见一斑：

　　“两日不眠、水食未进、乞诸军人方得一餐充饥，连夜又遽走沙河集站，天明有兵车一列，因拥挤过甚不得乘……三日未水未食，渴则饮於稻田而已，所以力竭体疲精神颓丧。幸遇同乡，供以食宿，次日奔嘉山又借宿同乡之茅屋中”。因为日军疯狂侵略，军队士兵及难民四处逃散，滁州、济南、青岛交通受阻，只好徒步逃难。途中，一行四人为了避免被抢，“将每人携款各计九百元，从中各提出四百三十元，埋于地下……以防再被抢掠。”然而，在逃难中依然惨遭土匪七人入宅抢掠，“尖刀小铳恐吓逼索财物……友人李君被刺三刀幸衣厚而未刺深。”

　　此外，逃亡到其他省份的江南水泥厂职工也在逃亡信中讲述当时全国的状况。

　　安徽：日军轰炸宣城，平民遭受伤亡；

　　昆明：避难者眼睁睁地看着一对夫妇被炸遇难惨死；

　　武昌：避难者曹诚请求工厂救济他家，以免饿死，愿用田房契约抵押；

　　南京：守厂的贾秉舟、蒋立山代表全厂职工写信，请求发食米作工资；

　　上海：虞经理给散落在全国的江南水泥厂职工回信，仅叶德兴收集到的有关虞经理的信件就有200多封，虞经理在信中把物价猛涨比喻成“如风筝脱线，直上云霄，毫无止境”。

　　在逃难的后期，天津另外一名避难者在信里忧郁地写道：“忽被病魔所困，幸经医治数次，现已渐痊，然处斯荆棘之境且兼贫病交加愁肠百结，其苦尤甚……希早见和平曙光，拯诸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以重见清平也。”上海避难同人也在信中希望“年丰民安，早见和平。”

　　七旬老人回忆5岁时的难民生活

　　叶德兴收集的400多封信中，有关南京大屠杀期间留下来守卫工厂的徐莘农的信就有20余封。日前，当徐莘农的女儿徐尔欣知道父亲当年的信件竟然还在时，十分激动。自己5岁时的记忆在父亲熟悉的字迹下逐渐清晰，昨天，已经七十多岁的徐尔欣老人对记者回忆了六十几年前的历史：

　　那是1937年的12月初。父亲是留守江南水泥厂的负责人，逃难只能由母亲带着：自己家3个兄妹、婶婶的三个幼小的孩子、年事已大的祖母、外婆和婶婶的母亲，照顾外婆的十几岁的小保姆，再加上母亲和婶婶。12个人先是被江南水泥厂的卡车送到皖南。那是一辆大卡车，简单地蒙着帆布篷，两条木头椅子留着坐人，中间就留着摆行李，那是一个冬季的天气，坐在卡车上冷的不得了。卡车到了皖南后就返回南京。剩下的日子更加难以度过。

　　到了皖南，经常会有空袭警报响起，一有警报，母亲就让我们几个孩子拼命往山里跑，而她却从来没跑过，每次都是一个人抱着一大堆行李，趴在行李上，生怕这些被子褥子和换洗衣服会丢掉。母亲说“天气这么冷，世道又这么乱，没了被子，我们还怎么过啊！”那时，12口人挤在一个小阁楼里，每天都用炒过的粗盐下饭，如果好一些了，就在粗盐里加点蚕豆黄豆什么的，那就已经相当好了。一家人的日子就这么紧巴巴地过着，母亲随身带的几百块钱大都用在了取暖和车船费上。在山里避难时，母亲就升个火盆，买木炭给我们取暖，让一大家子人围着烤火。

　　在外面避难的日子里，母亲每天都牵挂着身在南京的父亲。她怕老人担心，不敢和老人说，只能自己一个人嘟囔“也不知道厂里怎么样了”、“不知道南京怎么样了”。其实我知道，母亲就是在担心父亲。当去浙江的路通了之后，我们一家人立刻从金华、温州往上海赶，为的就是能再回到南京。1938年的4月，我们一家人终于到了上海。三天后，母亲开心地告诉我：“你父亲来接我们了！”当时正在生着红眼病的我眼睛已经模糊地看不清东西，于是我就拼命睁眼睛，心里着急“爸爸来了，我怎么看不见啊”。这时，就感觉父亲把我们几个兄妹都搂在了怀里。

　　从1937年12月到1938年4月，半年的时间里，我的印象中从来没有收到父亲一封来信。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父亲在南京守厂期间居然写了20多封信，将厂里的情况详细地对经理说明，唯独没有提到自己对亲戚的担心。我把父亲这20多封信一一看下来，只看到一句话说到我们，“我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能不能安全回来。”父亲是很内向的人，一般不会把自己的感情外露，他能在给经理的信中提到这样一句话，真的说明他对我们是时刻在牵挂着。只是正如他所说“我的责任就是保护厂”。

　　20多封信让徐尔欣看到了父亲以往并没有对他们过多提起的经历：在妻儿老小在外地逃难的时候，徐莘农却在安排进厂里避难的5万名难民的生活，“最多的时候一天大米要3000斤”，徐莘农每天都在忙碌着“领药”、“巡视”和“安排难民吃住”。为了保护厂里的钱财，徐莘农在六合暂避了一阵，“用布袋把厂里的银元都贴身绑在身上，外面再穿上棉袄和袍子”。徐莘农后来告诉徐尔欣，在从六合渡江回南京的时候，“就看到江里都漂着死尸，江上漂着的船上也都是死人，无人问津。”而这时，江南水泥厂附近几十里长的公路一片焦土，农民流离失所，厂址附近许多死尸无人埋葬。

　　收藏家叶德兴：13页“难民信”引出的故事

　　去年11月的一个下午，叶德兴接到老友的一个电话：“老叶，我这边有一封信，说的是南京大屠杀期间一个南京人如何逃难，非常感人！你赶紧过来看一下！”叶德兴当晚就骑车来到朝天宫，把这13页已经泛黄的信件仔细看了一遍。通过这封普通百姓写的信，叶德兴仿佛看到了写信人从1937年12月1日至1938年2月25日间，近3个月艰苦的逃难过程。他当即以300元的高价买下了这封写于1938年3月10日的信。

　　收藏了这封信，叶德兴越发欲罢不能了。他反复地看着这封信，脑子里总是想着一个问题：在奔走逃亡的日子里，这封“难民信”并不是写给家人报平安，而是在向江南水泥厂的虞宗溎经理汇报他的逃亡经过和厂里的一些情况。看来，江南水泥厂在南京大屠杀前后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他立即凭着在南京收藏行家中的关系，开始四处收集有关江南水泥厂的所有资料。这时，有关江南水泥厂的资料已经散落到了全国各地。从去年11月份到今年4月份，近半年的时间里，叶德兴花近万元买下了一堆又一堆的老资料。“难呢！”叶德兴告诉记者：“每次收集资料都是求人，一般他们开价多少我就给多少，还有两次都是拿我的一些珍贵的收藏品去交换。有一次，一个‘小鬼’开口就向我要一份老红军1943年的日记作交换，为了他手上的那份资料，我一闭眼———给了。”

　　叶德兴比划着告诉记者，一堆堆买来的有关江南水泥厂的原始资料散落了一屋，七零八落的很难整理，他左一张右一张，几乎是一张张拼凑起来，终于找齐了400多封难民信。这些信件完整地记录了江南水泥厂的经理、职员在南京大屠杀前后的逃亡经过：1937年末和1938年初，他们的足迹遍布唐山、兰州、天津、山东、河北、河南、安徽、浙江等近20个省份，江南水泥厂经理虞宗溎、副经理赵庆杰、孙柏轩，抗战期间在上海避难。其中200封是处于1938年日军大举进攻华中、华南时期写的，详细叙述了因战乱造成逃难、避难时所见的事实，揭露了日军侵华而发生的一幕幕极为悲惨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