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站冷冷清清。刘影 郭雅芹 摄

　　像这样的职业乞丐，长沙街头比比皆是。 刘影郭雅芹摄 　面对职业乞丐，行人退避三舍。刘影郭雅芹摄

　　上午9点，太阳光已经射进了长沙市八一桥的桥洞，又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像往常一样，来自安徽的何刚穿上那件已经破旧不堪的棉袄，拿着一只破搪瓷碗，睡眼惺忪地走出那间自己用塑料布搭建的临时住所，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乞讨。何刚是一名“职业乞丐”，他在这一行已经做了3年了，据了解，像何刚这样的“职业乞丐”，在长沙有数万人，并且他们的队伍还在不断地扩大。

　　自从新的《救助办法》今年8月1日实施以来，由于有关法律条文的限制，民政、公安、城管对这些“职业乞丐”也是束手无策，“职业乞丐”由此成了一个“三不管”的特殊群体。

　　“我们不需要救助”

　　何刚40多岁，他告诉记者，自己只有小学文化，且没有一技之长。“刚到长沙的时候，我做过搬运工，做过清洁工，但那些工作都太累，且工资不高，长沙消费这么高，那点工资连吃饭都不够。”何刚说，“现在我当乞丐，收入高多了，每天至少有50元的进账，多的时候能够达到100元，而且又不累。乞讨这一行，我做了3年多，我一般在平和堂到省政府这段路上‘工作’，这段路是我的地盘，我现在已经是我们村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了，修了两层楼的楼房，供两个小孩上高中，还买了手机呢。”何刚得意地告诉记者。

　　当记者问他是否知道收容救助站这个机构时，他笑着说：“知道啊，我还是很关注国家大事的，听说国家还出台了新的《救助管理办法》，对我们这些乞丐不再强制收容了，我们的生意就更好做了。”记者又问：“那你为什么不去救助站呢？”何刚回答：“他们只管吃饭，又不给我钱。饭到哪里都有吃的，我现在需要的是更多的钱。”这也许是“职业乞丐”共同的“心声”。

　　“职业乞丐”滋生社会问题

　　据了解，长沙城中，像何刚这样的乞丐有数万人。以前，这些乞丐被人们称之为“讨饭的”，他们专吃人们的残羹剩饭，寄宿在别人的屋檐下。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些乞丐就只要钱。

　　这些职业乞丐，大部分来自河南和安徽，俗称“安徽帮”、“河南帮”；小部分来自我省的贫困地区，其组成的成员也颇为复杂，有老年人、失学儿童、残疾人、农民、下岗工人甚至吸毒人员。

　　由于职业乞丐越来越多，散兵游勇似的乞讨已经过时，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这些乞丐便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形成自己的团伙，其老大通常由身强力壮者担任，他们在车站等人流量大的地方聚集在一起，划地为界，争地乞讨。甚至像常人一样每天按时上下班。讨回来的钱财，乞丐团伙中的老大，可以分到六成，其余的四成由下面的小弟平分。

　　这些乞丐团伙的出现，也滋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有时，为了争夺乞讨地盘，两帮乞丐大打出手，少则几人，多则十数人，直到一方被打得落荒而逃才罢休。

　　为了得到更多的钱，乞丐已不仅仅乞讨，他们还偷窃和抢劫路人，搞得路人人心惶惶。

　　“职业乞丐”无孔不入

　　“职业乞丐”几乎无孔不入，只要有路有行人的地方，就有他们的身影。在长沙的火车站、东塘、芙蓉路等大街小巷，过街天桥、地下通道，特别是一些商贾云集的繁华地段，随处可见乞讨者的身影。

　　记者今天来到乞丐最多的长沙火车站附近，因为火车站人流量大，人员复杂，也成了许多乞丐安营扎寨之地。在车站往朝阳路段方向，不过100米的距离居然有三个乞丐在路边行乞，其密度之大令人吃惊。

　　在火车站往五一路方向，更是有许多乞丐，成群接队地向路人乞讨，不给就拦在你面前不让你走，再不行就抱住你的腿跪在地上。

　　而在长沙市最繁华的商业地段平和堂路段，更是乞丐聚集的大本营。仅仅是平和堂门口就有4名行乞之人。无论你进出商场，都会被乞丐拦住纠缠，让人购物的好心情荡然无存。

　　行乞手法层出不穷

　　“职业乞讨者”的乞讨手法也层出不穷，他们各出其招，运用各种伎俩和手段以博得好心人的同情。

　　“失学”乞丐：这些人大多是十几岁的青少年，放下尊严跪在人行道上，前面摆放着一张纸，上面大多数写着“我本是某某地人，因父母离异，而被抛弃，无生活来源……”等等博人同情的话语。

　　“残疾人”乞丐：他们就像商量好的一样，大多数残疾乞丐都是脚细得如同幼儿手臂，衣衫褴褛，让人不敢细看。他们有的躲在路边拐角处，也不吆喝，等着路人送钱过来，有的则干脆趴在一木板上，瞄准了对象就向你爬过来。

　　“老年人”乞丐：这类乞丐大多数聚集在天桥上或地下通道的入口处，身前放一个铁盒子，只要一有人走过就机械地念到“小姑娘，行行好吧”，还不忘把身边乞讨的饭盆摇一摇，以证明其钱的稀少，并递到路人的眼前。

　　“公交车”乞丐：这类乞丐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博得了司机的同情，上车行乞可以不用买票，车一启动就开始了他早已准备好的演讲“各位大叔、大婶，你们好，我是山东人，去年因工伤断了一条腿，之后我那狠心的妻子又离我而去……”等他洋洋洒洒把自己悲惨的遭遇说完后，便开始挨个儿地讨钱。

　　“小女孩”乞丐：她们往往是十几个人一伙，由一名妇女带着来到某地，让她们进行死皮赖脸式的蛮横乞讨，而老板则躲在不远处的角落里操纵。如果小女孩讨不到一定数量的钱，回去后很可能就会遭一顿拳脚，甚至没有饭吃。

　　救助站：我们也很无奈

　　长沙市救助管理站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流浪乞讨是一个世界范围的社会现象。流浪乞讨人员成分复杂、情况殊异。

　　目前，新的《救助管理办法》明确救助对象必须同时具备四个条件：一是自身无力解决食宿；二是无亲友投靠；三是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者农村五保供养；四是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这就排除了以流浪乞讨为生活方式，以乞讨为生财之道、好逸恶劳的“职业乞丐”。

　　据了解，在救助工作中，难度最大的就是对流浪乞讨人员身份的鉴别。身份鉴别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工作人员只能主观地根据流浪乞讨人员自己的口述来判断。有些流浪乞讨者对工作人员提供虚假的信息，这对救助工作带来很大的麻烦。

　　城管：只能进行劝阻

　　据了解，新颁布的《救助办法》实施后，城管部门实际上已淡出了该管理范围。现在城管队员只对流浪乞讨者进行劝阻，告诉他们可以到救助站去。

　　记者在火车站采访了一名城管队员，他告诉记者，对于这些“职业乞丐”，他们也无能为力，最多也只是没收乞讨工具和劝阻这些乞丐不要在火车站乞讨，火车站是长沙的窗口，“这么多乞丐在这里乞讨，确实影响了长沙的整体形象。”一名城管队员告诉记者。但是，这些“职业乞丐”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城管队员一来，他们便迅速躲藏起来，消失得无影无踪，城管队员一走，他们又卷土重来。

　　公安：不能强制执行

　　据了解，在过去，对流浪乞讨人员，公安人员可以强制性地把他们送到收容站，但从今年8月1日开始，随着新的《救助办法》的颁布和实施，流浪乞讨人员的管理已正式从制度上淡出了公安部门管理的范围。现在一旦碰到流浪乞讨人员，公安人员只是告诉他们可以去救助管理站；如果他们不愿意，公安人员也没有其它办法，更不能强制他们去。

　　但是公安部门强调，只要这些“职业乞丐”有违法犯罪的行为，他们将对其依法惩处。

　　标本兼治才有效

　　针对“职业乞丐”的问题，湖南师大法学院一位专门研究乞丐问题的专家告诉记者，乞丐问题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古今中外，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她指出，随着我国生活水平的提高，那些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又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者农村五保供养，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的“原生乞丐”越来越少。乞讨已经不再是一种求生手段，而是蜕变成一种致富手段。

　　对于拒绝政府救助的职业乞丐，管理中缺乏执法依据和执法手段，“职业乞丐”已成为一个新的管理盲区。治理“职业乞丐”应该标本兼治，国家应该尽快出台相关配套法规，使相关职能部门在管理时有法可依。但是，最根本的，国家应该大力发展经济，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对他们的安置工作，尽量让他们不要流出户籍所在地，在自己的家乡安居乐业。只有从这两个方面同时着手，“职业乞丐”才能得到有效治理。

　　应该多一点宽容

　　但另一名社会学教授则指出，现在的社会愈加趋向宽容，比如对同性恋、对艾滋病患者，人们的态度都在由以前的歧视转为理性看待。但我们对乞丐的态度，恐怕与宽容还有一点距离，尤其是对那些有“劳动能力”者。

　　当今整个社会所提倡的价值观是劳动光荣，鄙弃不劳而获者。但即便是法律，也没有任何一个条款规定有劳动能力者不得做乞丐。

　　这位学者指出，其实，做乞丐的自由也应当看作是我们自身的自由。实际上，一部分人对职业乞丐的鄙视，还是源于“平等”意识。在某些人的潜意识里，无论干什么，都得同等付出，甚而“平等”到不情愿看到一个乞丐的不劳而获。其实，想必任何人都清楚，别说乞丐有真假，就是其他行当，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这位社会学家指出，对职业乞丐的宽容，也是对我们自身的宽容。一个容忍不下“假乞丐”的社会，也决不可能会是一个充满爱心的社会。 本报记者 刘影 实习生 郭雅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