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中往往包含许多扩大的无效性部分，给人一种假象。例如，在以ＧＮＰ（国民收入）作为增长统计指标时，明显存在着成本收入倒置的统计幻觉，即：ＧＮＰ只记录支出的费用而不考虑成本和收益的区别。例如，售出的新汽车的价值是和以处理旧汽车为主的人的收入加在一起的，但后者是成本项目，应从前者中扣除而不应加在一起。此外，污染使生态环境愈来愈糟，但却不减少ＧＮＰ，相反，由污染而导致的一系列治污活动却导致了ＧＮＰ的增长。再比如劣质商品的投入使用后，不得不为此追加许多非正常维修费用，无论从使用者还是从社会来看这属于成本，但这种非正常需求使得成本反倒构成了增加的ＧＮＰ，如此等等。在经济增长中这种非有效增长比比皆是，从而形成了经济增长中的虚拟效应，这种效应不可能完全消失，但可以限制在较小的幅度内。造成经济增长中的虚拟效应的根本原因在于单纯注重经济增长的量的方面，而忽略经济增长的质的方面。

　　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举措，通篇贯穿着消除虚拟增长的思想，包括“调整经济结构”、“促进地区协调发展、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严厉打击制假售假”等举措。这些战略决策不仅仅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而且对于消除经济增长中的虚拟部分，从而提高国民经济增长质量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具体说来，有以下三点：

　　一是减少经济增长所付出的代价或增长成本。这种成本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生产成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的增长有相当一部分是由技术含量并不高的中小型非国有企业推动的，这些企业的发展大多是建立在高物质投入上的，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经济的发展同时造成大量稀缺资源的浪费。对此，必须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二是交易成本。许多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滞后，信息的闭塞，扩大了交易费用，而这些费用很多都是计入ＧＮＰ的。《决定》把“大力推进市场对内对外开放，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发展电子商务、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等现代流通方式，促进商品和各种要素在全国范围自由流动和充分竞争”作为今后一段时期内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实质上就是加强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以及提供多方位的信息产品和网络服务。这些都是降低交易成本的具体措施。三是社会成本。主要体现在环境污染等外部经济上。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将“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作为一个重要目标，多次提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机制以及经济增长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目标，把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提出来，这对于防止生态环境的恶化、降低社会成本，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是促进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的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地区的经济都取得了很大发展。但在发展过程中，却也出现了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问题。区位优势和生产的社会化体现不明显，地区产业结构非正常趋势，基础产业滞后，生产力布局不尽合理，各地区小团体利益明显，经营短期性行为突出。各地区不顾自己的比较优势所在，极力追求“自成体系”、“门类齐全”的封闭式产业经济系统，极力发展高附加值的“短平快”项目，引起了地区间市场封锁，增加了产业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困难，表面上在短期内增长ＧＮＰ的量，造成了经济高速增长的一种假象，但从长远来看，不利于ＧＮＰ的持续高效增长。当前，区域之间经济的差距和矛盾，已经成为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决定》把“统筹区域发展”作为一项根本性任务，明确指出：要“废止妨碍公平竞争、设置行政壁垒、排斥外地产品和服务的各种分割市场的规定，打破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防止和纠正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本位主义”，这是一个关系到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以及社会安定和民族团结的重大现实问题。

　　三是提高ＧＮＰ构成要素的品质。经济增长单纯考核ＧＮＰ的量，而对ＧＮＰ的质少有规定，同时由于一度出现的投资过旺势头，使社会上部分商品处于卖方市场，许多不合格产品不仅没有退出生产领域和再生产过程。相反，却起着支撑高增长，创造ＧＮＰ增量的作用。特别是让厂商和消费者头痛的假冒伪劣产品，一方面以大大高于价值的市场价格出售，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为此付出大量的防伪打假费用，无形中增加了ＧＮＰ的量。此外，许多处于买方市场的库存商品，在商品自然贬值或由于新的替代品的出现而造成的贬值条件下，无疑又造成ＧＮＰ偏高的假象。对此，《决定》指出：要“完善行政执法、行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相结合的市场监管体系，健全产品质量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制假售假、商业欺诈等违法行为，维护和健全市场秩序。”这无疑将最大限度地减少虚假增长成分，提高ＧＮＰ构成要素的品质，对经济持续增长质量将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作者 李英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