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铁生由“白卷英雄”而阶下之囚，由阶下之囚而千万富翁，经历实在是太过沧桑，如果拍成电影，其精彩怕是绝不亚于《基督山恩仇记》的。这样吸引眼球的一个人物难免不被人用来证明一些绝对正确的真理。有人就“感慨万千”地说，张的成功证明了“我们所处的是这样的时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多选择的时代。”（见12月11日新浪观察《从“白卷英雄”到千万富翁》）“最多选择的时代”是无疑的。但你选择了时代之后，时代选不选择你就很难说了。我相信，如果让每个人都自由选择的话，选择成为千万富翁的人的比例可能会高达99.6%，但最终能够心想事成的人可能还不到0.4%，这就是问题的吊诡之处。选择的自由并不能保证你有不被选择的自由。比如，没有人会愿意选择下岗，但成千上万的下岗工人出现了；没有愿意选择丢弃土地，但铺天盖地一样的民工潮说明了什么？除了像木子美那样的奇女子，有几个姑娘愿意每天和几个男人上床？所以，关于选择的问题到了这里就变成了究竟是谁的选择？谁有能力作出选择？谁又只能被选择？如果不先找到这几个问题的答案，就亢奋地跳起来大声欢呼，未免有些太性急了吧？

　　有论者强调：“路可以由你自由选择，你也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每个人都是完全的意识和行动主体：我选择、我愿意。”这是极为理想的状态，理想到了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一样理想！但那些因卖血而感染了艾滋病的农民、和矿主签下生死合同的矿工、走进酒店“卖春”的姑娘们难道不也是自己选择的（至少有自己选择的成分———对于被迫者我也只能寄以深深的同情），按照一些论者的逻辑，你有权利选择拒绝卖血，但是你没钱吃饭就得你自己负责；你有与别人签订协议的权利，面对生死协议，你有权拒绝；你也可以做别的事情，卖淫不是你惟一的选择。我相信这些论者的动机是善良的，也肯定没有放纵这种种罪恶在世上蔓延的故意。但是，他可能没想到被榨干的农民怎么捱过漫长的“冬天”？没想到被蹂躏的姑娘们流过多少纯洁的泪水？也没想到矿工们在签下生死契约的那一刻心中有怎样的辛酸和无奈？

　　也许，能够“自由选择”的确是“时代的幸运”，但问题关键是，在贫富悬殊的现实语境中，许多人能够自由选择正是建立在除了他以外的更多人的不能自由选择上面的。这公平吗？这是真正的自由选择吗？说到这里我们不妨把目光转向美国，拜罗斯福总统1944年签署的《退伍军人法案》之赐，1600万美国退伍军人获得了政府提供的学费，可以自由选择走进了原本与他们无缘哈佛、耶鲁等高校，结果催生了美国历史上最庞大的中产阶级。哈佛、耶鲁此前一直为上流社会所垄断，但是，法案签署后，穷人的孩子和富家子弟可以一同进哈佛念书。从这个角度来说，“工农兵大学生”张铁生早年的际遇倒是和他们有点相似。

　　张铁生的一生的确是一个传奇，但也仅仅是一个传奇。他的沉浮只能证明他有时走运有时不走运，而不能证明更多的。列宁曾经说过一段颇为精辟的话：“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即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虽然列宁现在既不前卫也不偶像，但我还是愿意用这段话和诸位共勉！

　　（作者 郭松民）